六、获取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情报

(1938 年夏—1939 年夏在重庆)

心向延安

1938年冬的一天，我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偶然遇到了在长沙妇女训练班就认识的王汝琪大姐。他乡遇故知，两人都高兴得情不自禁地跳了起来。

王汝琪说，她和爱人陈传纲离开武汉后，现要去成都找工作，路过重庆。我从长沙到武汉后曾在王汝琪婆婆家落脚，现在，我也要在重庆尽一回地主之谊。我和明之热情地把王汝琪夫妇接到家里。

这时我们的家已由西二街22号搬到中央党部安排的宿舍：上清寺街75号。上清寺街周围大约一平方公里的街区，被称为上清寺地区，是重庆的政治中心，国民党的党、政、军首脑机关大多设在这里。

上清寺街75号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房，我们家住在二层朝北一间临街的房子。房间虽只有不到十平方米，但此住处离我办公的上清花园中央党部秘书处比较近，步行只须五分钟，如机关有事可随叫随到。75号的一层住户家设小碾米机，做点小营生，另外三家住户都是其他单位的，没有中央党部的同事。75号左侧的一幢三层小楼是宪兵队，右侧一幢三层小楼的二层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a的家。与一般职员一样，这个住处对我们做秘密工作比较合适。当时我们的家很简陋，只有一张双人棕绷床，一个竹桌，四把竹椅，一个木柜，上面摞着两个皮箱。

陈传纲和王汝琪临时来就睡地铺，我和明之要把床让给他们。后来王汝琪幽默地回忆往事说：“地板比床还大，不用担心掉下来。记得1938年春天我们在长沙，不就是睡的地铺？安娜早上不起床，还被罗大姐打了屁股，没有忘记吧？”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

王汝琪和陈传纲这次来重庆，说是要去成都找工作，然而过不了几天， 我和明之便猜测到，他们是要去延安的，只是大家心照不宣，谁也没有捅破这层窗户纸罢了。

当时的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是全国进步青年向往的地方。大批来自各地的进步青年和我党干部，都是经重庆“通讯处”，陆陆续续输送到延安学习和工作的。我在机房街通讯处门口，亲眼看到有几十名青年乘一辆卡车开赴延安。

我打心眼里羡慕他们。我的心仿佛也被他们带到了延安。

我和明之于8月份到达重庆，然而短短的几个月，所见所闻令我们失望：国民党衙门机关里，一片死气沉沉，官僚们为了职位，为了房子，明争暗斗；国军在战场上连连失利，而对后方百姓却耀武扬威；前方下来的伤员还没有痊愈，就被医院赶了出来，他们找不到原来的部队，又无人照管，遂流落街头，怨气冲天，弄得鸡犬不宁。

而在共产党的“通讯处”看到的却是一派热气腾腾的景象：抗战的激情洋溢在每一个人的脸上。上下级之间，情同手足，亲密无间。与国民党机关相比，反差太强烈。因此，我一心想“回家”，和革命的战友们生活在一起。我对即将去延安的陈传纲、王汝琪夫妇羡慕之至。

a 吴稚晖(1865—1953)，又名敬恒，以字行，江苏阳湖县( 今武进县) 人。早年加入同盟会。1924 年当选国民党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1949 年 2 月随国民党去台湾。在台期间，任国

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职。1953 年 10 月卒于台北，终年 88 岁。

当时我的情绪波动很大。我想，自己也是个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应该到革命圣地延安去。哪怕上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纵然是洒一腔热血，马革裹尸，也在所不辞。

明之和我一样向往延安。虽然他才25岁，只比我大两岁，但他要比我显得成熟，老练。他知道我现在这一岗位的分量，党组织是绝不会同意我离开的。可是我不甘心，一定要找领导谈一谈。

明之劝我说：上级肯定不会同意，不要给领导添麻烦。

我说：别人能去延安，我为什么不能去？汝琪大姐夫妇不就要去了嘛！明之说：你的情况和别人不一样……（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