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3)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3)
蒋介石是浙江奉化人,他的家乡口音很重,曾被人讥为“刺耳难懂”,但是谁也不敢对他的口音表示异议。后来我听到很多关于蒋介石的浙江话引起误解的故事。其中有这样一件事,军事委员会联络处有一个姓侯的主任。大约在抗战后期,有一次他被召到委员长办公室汇报工作,结果遭到了一顿训斥。他极力为自己辩解,蒋介石很生气,厉声吼道:“枪毙!”侯主任吓得脸都青了。哆哆嗦嗦地回到家里,逐一向亲人和朋友告别,然后垂头丧气地等待发落。结果几天过去了,没有任何动静。待缓过劲儿来,他就去找蒋介石的一个贴身警卫打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警卫的回答让他如获“特赦”。原来蒋介石是斥责他“强辩!”并不是说的“枪毙”。后来有人分析,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可能双方都有误解。因为侯是湖南人,他说话时带有很浓的家乡口音, 蒋介石几乎听不懂他的话。这个笑话在上流社交界广为流传,侯先生成了大家取笑的对象。
a 新生活运动是由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于 1934 年 2 月在南昌行营发起的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主张从改造国民的“食衣住行”等日常生活入手,以“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为具体标准,以使“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改造社会、复兴国家”。
虽然浙江许多县的方言很难听得懂,好在我在杭州浙江省政府工作过一段时间,同事中有很多浙江人,其中也有奉化人,我听奉化方言没有问题。蒋介石的讲话我一般都听得懂。加上我有秘密任务在身,记录蒋介石的讲话时,我格外全神贯注。每次将我的记录稿与同事们的记录比对,说我的记录更准确些。我的工作能力,为人处事,很快得到科长和处长的赞赏。
我记录了蒋介石到渝后主持的第一次“中常会”后,又看到准备提交五届五中全会讨论的几个文件草稿,我觉得应立即向党组织汇报。可是那时吴克坚太忙了,还没有约定确切的接头时间。为了能让党组织及时了解情况,我和明之商议,认为应该在五届五中全会正式开会之前,将国民党的反共图谋及早报告党组织。
按照常规,这种传递情报的任务应该由明之负责。可是现在无法与吴克坚联系,董必武又不让明之在“通讯处”露面,那就只有我自己去了。

董必武说:“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
晚上,趁着夜色,由明之护送,我悄悄走进机房街通讯处。董必武和博古一听说我来了,知道有重要情况,马上迎了出来。
我见到董老、博古如同见到了自己的亲人,抢步上前,握住他们的手。董老用他那湖北乡音亲切地笑迎说:啊,小速记来了!欢迎沈琬同志!坐定后, 我从第一次目睹蒋介石主持“中常会”开始汇报。我绘声绘色地将蒋介石的衣着、表情、神态,说话的语速、语调,到他的属下对他讲话的反应,表述得活灵活现。虽然董必武和博古不止一次与蒋介石正面交谈过,但他们对蒋介石主持国民党最高层决策会议的内幕,听得还是很感兴趣。
在讲完蒋介石主持“中常会”上的情景之后,我立即进入正题: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开会时间定在1939年1月。大会的材料、文件(草案)开始陆陆续续送到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
董必武问:你看到这些文件了么?
我说:看到了。我作为速记员,开会之前事情不多,我希望早点看到这个会议的文件,就主动参与材料分类、核对、编号等工作。我还看到了大会议程和附件,其中有两份准备供全会讨论的秘密文件:一份是《防制异党活动办法》,一份是《共党问题处置办法》,都是由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起草的。现中统局局长由中央党部秘书长朱家骅兼任,实际上中统局日常工作由徐恩曾主持。
我根据自己的记忆,尽可能详细地向董必武和博古复述了这两个秘密文件(草案)的主要内容,其要点是“溶共”、“防共”、“限共”。
董必武听完汇报后,神情变得严肃起来,慢慢地说:五届五中全会将是一个不寻常的会议。沈琬同志,你在会议召开前,在这两个文件出台前就事先报告,很好,很及时。正如我们所估计的,蒋介石骨子里总是要反共!
董必武和博古对我的工作汇报十分满意。
可我此时却全然不顾领导的赞许,我忍不住急切地对董必武和博古说:我看许多革命青年去了延安,我也很想去延安。
博古听了先是一怔,然后直摇头,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已经多次见到博古,在我眼里,博古身材高大,头发直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话不多,待人很温和。我对他的印象非常好。
当时我对博古的情况并不了解,后来才知道,博古是中共党史上一个重要人物。他24岁就在中共中央负总责,执行了共产国际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方针,给中国革命造成重大损失。但是在遵义会议之后,特别是红军长征到达延安以后,他对自己过去所犯的错误认真进行反思,认识深刻,态度诚恳,得到大家的谅解。后来他到中共长江局、南方局等工作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认真敬业,受到大家赞扬,都认为他的政治品质非常好。
博古的年纪比董必武和周恩来小很多,对周恩来和董必武很尊敬,每次见到我,也都很和蔼。但是这一次,他一听我说“想去延安”,就说了一连串的“不行”,就像给我迎头泼了一瓢凉水。
因为博古当时有事,没有进一步向我解释,就忙他的事去了。
董必武则微笑着对我说:你不能去延安。你去了延安,我们这里就没有小速记了。我也要去开会,这个事情以后再谈。
我见两位领导都不同意我去延安,顿时泄了气,只好闷闷不乐地站起来往外走。
董必武送我出门的时候关切地叮嘱道:“以后要更加注意保密,注意安全。”还派一位年轻人护送我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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