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科长当着我的面，对两个男生说：“你们不好好练，还喝酒！”他指着其中一人的鼻子说：“你不喝酒就不能速记了？”可是他指错了对象。因为他态度很严厉，没喝酒的男生也不敢争辩。

我在一边想了想便笑着小声说：“不是他喝酒，科长您弄错了。”

这位科长见我好意地提醒，才知道骂错了人，他不但没有恼羞成怒，反而觉得好笑，也忍不住笑了一下，使原本紧张的气氛顿时缓和了。

“好好练习速记！”科长给自己找了个台阶，走了。

在此之前，浙江省政府一直没有速记人员，是新的省政府主席黄绍竑a 来了以后才提出要用速记的。

黄绍竑是广西人，属于“桂系”。他一开始拥蒋，后来反蒋，旋即又拥蒋，最后又反蒋。反反复复的行为，不仅反映了他的思想波动，也折射出当时形势的多变。黄绍竑是广西人，他的部下多为两广人氏。我就读的上海“南洋高商”学生多是华侨子弟，讲广东话的居多，所以我对黄绍竑以及那些部下带有浓重两广口音的国语，不但完全听得懂，而且能记录下来，而那两个男生对广式国语连听都比较困难，还谈何速记？我从小跟着父亲练字、作文， 因此我整理出来的毛笔誊写的文稿字迹端正，文章通顺。加上我是有备而来，因此学习特别下功夫，加上我反应较快，速记能力明显比两个男生强。试用一个月后，我被录用，两位男生则被淘汰。

1935年1月，我正式进入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秘书处议事科（原称记录科） 担任速记员。后来，经王学文同志认定，我参加革命，成为中央特科领导下的成员，就从这时开始。

省政府在杭州梅花碑附近。每个正式职员都有一个徽章，进大门的时候，站岗的警卫看见戴徽章的都要敬礼。我第一次佩戴徽章去上班，不知道警卫敬礼时，自己该怎样还礼。于是我不露声色地站在一边观察。发现即使是年轻职员也都是趾高气扬点点头就过去了，我便学着别人的样子，目不斜视，昂首向前。警卫给我敬礼时，也装出很老练的样子点点头。我表面上看很老练，其实心里很紧张，很不自然。后来我认识到，这种紧张与不自然并不完全来自初次面对警卫的敬礼，还来自对自己如何适应“白皮红心”的双重身份缺乏自信。镇静自如是装不出来的，未来的路还长着呢，自己还需要好好磨炼才行！（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