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非常激动地说：这说明现在真的国共合作，可以一致抗日了！ 明之接着说：还有，共产党在武汉公开出版了党报《新华日报》。

我急切地问：可是我们怎样才能和党组织取得联系？党组织在哪里呢？ 一说到“党组织在哪里”的问题，明之马上又沉默了。是啊，党组织在哪里呢？

我们从各种渠道了解到，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主张， 得到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群众的积极响应，成千上万的爱国工商界人士、文艺界人士、青年学生等纷纷从沦陷区涌向武汉。

明之认为，上海沦陷，我们和党组织的联系中断，说不定上海的党组织也已经迁往武汉了。于是他对我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到武汉去找党？”

我听后茅塞顿开，高兴得跳起来：对呀！我们应该到武汉去找党！

这是1938年春节前的一个夜晚，屋外虽然寒风刺骨，但是我和明之的心里像是揣着一团火，彻夜不眠。经过反复思索和商议，我们做出了一生中重大的抉择：到武汉去找党！

在当时的情况下，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党员，有的苦苦地在战乱中寻找党组织。当然也有一些人就此脱党，无奈回家当个平民百姓。我们也想回家与家人团聚，而去武汉，往西走，这意味着离生活在上海、泰兴的亲人越来越远了。然而我们是在中国革命低潮时，在共产党处于最困难时期参加革命、入党的。现时的情况是日寇气焰嚣张，妄图占领整个中国，民族存亡悬于一线。要抗日救国，就必须紧随共产党。因此我们决定不退缩、不沉沦，自觉地向前冲。

a 王明 (1904—1974)，本名陈绍禹，安徽六安金家寨（金寨县）人。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 11 月留学苏联，成为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一期学员，被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1930 年回国，在上海沪东区工作。1931 年，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补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不久，又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 年 6 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1931 年 9 月，王明到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37 年 11 月回国，任中共长江局书记。1956 年以后，王明一直滞留苏联。1974 年 3 月在莫斯科去世。

这时我们又面临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两人同时辞职一起去武汉， 那我们将失去经济来源，今后的生活无以为继。思前想后我们觉得，只能先去一个。两个人当中，究竟谁先去呢？

明之说：我是党员，应该我去。何况出门在外，男人更方便一些。

我不同意：我在浙江省政府供职，那里可以请长假，现在有的职员已经停薪留职。你在铁路局，长期告假不可能。此外，你的工资比我高，一人收入可以维持我们的生活。还是我去吧。

明之觉得我言之有理，便说：我对你的闯劲和能力很有信心。

当明之同意我的提议时，我却又有些顾虑：我有独自去武汉这个勇气。可是我还没有加入党组织，武汉八路军办事处领导会不会信任我？

我刚参加革命时，认为自己觉悟不够，不敢提出入党要求。经过一段时间秘密工作的锻炼和考验后，我才向舒曰信提出入党申请。舒曰信虽然嘴上说：“很好。”但是对我入党的要求，他始终没有作正面的答复，总是支支吾吾， 欲言又止。我觉得可能是自己还不够条件，就没有再提。至于舒曰信有什么难言之隐，我一直不清楚。而已经是党员的明之，也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其中原委。今天，当我提及自己还不是党员时，明之认为，现在有必要告诉我，当初为什么没有接纳我入党。他对我说：舒曰信曾告诉我，由于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上级有指示，暂时不发展党员。我怕影响你的情绪，就一直没有把当时地下党艰难和险恶的处境告诉你。后来日军逼近，沪杭交通阻断，我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