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接着又问我：你过去不是在朱家骅手下工作过么？我点点头，心里想，难道要我回到朱家骅的身边工作？

董必武看我一脸疑惑，便耐心细致地给我解释：现在朱家骅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中央党部”，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简称，是国民党最高党务机构。你可以利用老部下的身份去找朱家骅，要求进中央党部秘书处工作。这个“秘书处”是中央党部的日常工作机构。这样，你就可以打入国民党核心机关，继续为党提供情报。

听了董老一席话，我这才知道，朱家骅也在武汉，而且受到蒋介石的重用。要我打入的是国民党这样高层的机构！我真是没想到！

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全会通过的《改进党务并调整党政关系案》(甲）第四条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设秘书长一人，为专任职，由总裁提经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之，承总裁之命令与中央执行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之决议，掌理一切事务。”这条规定提升了秘书长的权力。就在这次会上，朱家骅被蒋介石委以重任，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即“中央党部”秘书长。

周恩来、董必武等领导得知，刚刚上任不久的朱家骅正在招兵买马，恰巧此时鲁自诚向董必武证明了我和明之的政治身份，并介绍了我们以前做过秘密情报工作：我曾在浙江省政府担任速记员，是朱家骅的部下等情况。董必武立即与王明、周恩来、吴玉章等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商量，要抓住这个机会，派遣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

尽管我非常想投身轰轰烈烈的抗日群众运动，然而当党组织根据我的有利条件和革命斗争需要，安排我打入国民党高层机关，继续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我还是欣然从命。

我郑重地对董必武说：我接受党组织分配的任务。

董必武高兴地点点头，接着又叮嘱我要注意安全。他说：你越打入国民党核心，危险就越大。一定要格外机警，凡事要慎重。

我默默地点点头，牢牢地记住了董必武的嘱咐。

谈话快结束了，董必武说：你等一下，我去叫恩来同志和你见见。

我刚到武汉不久，就曾听过周恩来和王明的公开演讲。不过那天离得很远，看不太清楚，今天有机会单独和周恩来见面，感到十分意外和荣幸。那时周恩来头发剪得很短，俗称“平头”（也称“寸头”），这一特殊发型给我印象很深。他朝我健步走来，我立即站起身来，迎了上去，以示敬意。可是一时却不知该如何称呼。我想起鲁大哥说是向“领导”汇报。于是就说了一声：“领导好！”

周恩来也像刚才吴玉章和王明一样细细打量了我一番，然后亲切地拍拍我的肩膀说：“坐吧。”

见我坐下了，周恩来便问道：“多大了？”

我答：“23岁。”

周恩来又问：怎么一个人来武汉？你的爱人没有一起来啊？

我答：我在浙江省政府留职停薪，我爱人华明之仍在浙赣铁路局工作，拿工资维持两人生活。我们商量过，等我找到党组织，他马上就来武汉。

★1938年，周恩来在武汉

周恩来听了点点头，接着转入正题，明确地指示：目前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各族人民一致抗日。而蒋介石是被迫抗日，有他消极的一面。蒋介石、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政客，他们总是反复无常的，他们的反共本性是不会改变的，过去我们党有深刻的教训，而且是血的教训。现在国难当头，我们党捐弃前嫌，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但是防人之心不可无，我党必须及时了解国民党的意图和活动。这样我们就能有针对性地对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现在你可利用曾经是朱家骅老部下的关系，抓紧时机，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非常紧迫。

我点头表示：明白了。

接着，周恩来又叮嘱我：在国民党核心机关搜集情报，要注意隐蔽，要机警灵活。既要大胆，又要谨慎。你要注意保护好自己。

我听得很仔细，并频频点头。

周恩来又果断地指示：立即通知华明之来武汉“八办”接党的关系。根据过去的经验，夫妻俩一起做情报工作，更有利于掩护和隐蔽，有事可以有个商议，这样情报工作可以做得更好。（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