肺结核的传染性很强，达官贵人们比一般人更怕传染。我很清楚，一旦被他们知道我染上此病，轻则让我休息，重则辞退。为了保住这个对党组织来说极为重要的情报岗位，我一直不敢向外声张我的病情，更不可能住院治疗。每当开会做速记时，我只能强忍着，不敢大声咳嗽。有时越忍越要咳， 只好到厕所去咳一会儿，等气息平稳了，再回到速记席位上继续工作。

 

明之非常心疼我，对我能否挺过去心里没底。我怕卢竞如大姐知道了替我担心，坚决不让明之告诉卢大姐。可是因为在卢大姐来家里接头时，我忍不住又咳嗽了，所以还是让卢大姐发现了我的病情。

 

卢竞如关切地说：总这样挺着，也不是个办法呀！

我说：不要紧，这病重庆很多人都有，不怕的，我能挺得住。

卢大姐心疼地嘱咐我，要注意休息和营养。除此之外，也没什么好办法。

明之对我说：有卢大姐的“命令”你一定要好好休息。你可要听卢大姐的话啊！

 

那段时间，明之把洗衣、买菜、做饭等家务活儿全都揽过来，不让我插手，下了班就让我在家休息。那时我们身边还没有孩子，年纪轻，生命力强，几个月后，我的病情渐渐好转，咳嗽也减轻多了。我居然熬过了“肺痨” 的危险期。

 

 

给中统局长准备讲稿

 

1939年上半年，国民党在重庆浮图关正式成立了“中央训练团”，蒋介石亲任团长，中央训练团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蒋介石开办中央训练团的目的，号称是为了造就“奉行三民主义的英勇战士与遵从总理（孙中山先生）遗教的忠实信徒”，以及为了“抗日建国”与“复兴民族”，实际上是分期分批训练亲蒋的国民党各级文武官员，以维护蒋介石的政权。

 

当时蒋介石还曾将中央训练团所在地的“浮图关”改名为“复兴关”，并在关上正面岩壁上刻“复兴关”三个一两丈见方的大字。

 

中央训练团以训练国民党党、政、军中级以上官员为主。自1939年至1945 年的六年间，先后共办了二十多个各种类型的班次，其中主要的有：“党政”、 “将官”、“县长”、“兵役”、“司法”、“财政金融”、“人事”、“妇女”等。蒋介石对“党政训练班”最为重视，每期“党政”班他都要亲临讲课。

 

党政训练班共办了三十多期，每期的训练时间为五周，根据训练内容，分别定为“准备周”、“入伍周”、“力行周”、“自治周”和“检讨周”。后来蒋介石为了训练高级干部，又办了三期“党政高级训练班”，每期训练时间为五个月。

 

蒋介石曾规定国民政府所属的文武官员中，文官简任（民国时期文官的第二等为简任，在特任以下，荐任以上，相当与现在的处级）以上，武官少校以上，都要分期分批抽调到党政训练班受训。我所在的机要处处长张寿贤就曾到那里受过训。

 

在官场上，凡是经过“中训团”培训的人，特别是听过蒋介石讲课的人， 都被认为是得了蒋氏真传的门生，就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样，是嫡系了。但是在民间，当时人们把“浮图关”故意叫作“糊涂关”，称“中训团”培养出来的都是“糊糊涂涂的官”。重庆话“浮图”和“糊涂”发音相近，不仔细辨别还真分不清两者的区别。

 

时任中央党部秘书长、中统局局长的朱家骅，还兼任中训团训育委员会主任。他经常到“中训团”做报告，而每次都要我去速记。

 

有一次，朱家骅要去中训团做调查统计的报告，实际是讲中统局的特务组织概况、特务活动方法等。通常，他的讲稿均由心腹秘书杨公达亲自起草。这一次，杨公达想了一个取巧的办法：找一名速记员代劳，并选中了我。他大概觉得，与其让我每次去速记，还不如让我提前帮助准备讲稿。杨公达从中统局掌握实权的徐恩曾副局长那里要来一大堆绝密资料，从这些材料中挑选有用的素材，由他口述讲稿内容，我速记后整理成文。经他修改，再由我抄正，上报朱家骅。（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