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逆水行舟
遭受诬陷
陈右铭自述－－
我离开上海以后，又到武汉、重庆等地传达“特别公函”，我人还没有回到北京。上海市马天水诬陷我的“黑报告”已经送到了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办公桌上。
马天水给我捏造的罪名是：陈右铭在上海七院各研究所作报告时，严重泄漏核潜艇机密，建议军委逮捕审查。
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副主席看后，在原件上没批一字，只是在信封下面写了“退科委”三字。此件退到科委以后，科委罗舜初副主任把信抽出来一看，见有“核潜艇”字样，也没看具体内容，就让秘书将信交给了我。
我当着秘书的面拆开一看，感到大惑不解，对秘书笑道：“你看，马天水写报告要逮捕我，罗主任把逮捕我的信交给了我，是不是要我逮捕我自己呀？”
秘书一看：“哎约，我们都没看。罗主任看到上面有‘核潜艇’几个字，就叫我拿来了。”然后他就拿回去了。
我找到三局李奇，十分气愤地说：“马天水真卑鄙，完全是造谣诬陷！”
李奇说：“马天水醉翁之意不在酒，而是借机报复！你忘了，上海搞的核反应堆想要列为核潜艇的模式堆，不就是你给否的吗？”
我说：“还有前年，我为调查报告的事与他争论过。他同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江南造船厂蹲点，向国防工办送过一个调查报告，罗列了七院执行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八条罪状，其中有很多事例是无中生有，有些事例七院是正确的，我根据于笑虹副院长的指示去找马天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于是我们就争论了起来。”
李奇说：“你以后不要去上海活动了，他们要整你的！这次叶副主席批的是‘退科委’，要是划了圈就麻烦了！”
罗舜初副主任看了秘书拿回去的那封信，就打电话给我：“你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
据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介绍：罗舜初，福建省上杭县人。1914年出生，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少共区委组织委员，闽西独立团班长，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参谋，红四方面军司令部二局科长、代局长，军委二局副局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军委总参谋部二局局长，八路军总部作战科长，八路军第一纵队参谋处处长，山东纵队参谋长，鲁中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共鲁中区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辽宁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南满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40军政治委员、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参谋长、第二副司令员，国防部第十研究院院长，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兼国防科委副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顾问。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当时我们在国防部大楼里办公，罗舜初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同在一层。我很快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见了我，严肃地问：“你怎么回事，在上海乱讲了什么？”
我说：“完全是按照科委批准的讲话提纲讲的，我什么也未乱讲。”
罗舜初笑了：“你以后讲话注意点就是了！”那个讲话提纲是他和刘华清审定批准的，自然不应该有什么问题。最后鼓励我说：“安心干吧，以后还要继续大胆地抓工作。”
后来我听说，聂总也收到过一份内容类似的“黑报告”，只是聂总没有理睬它，皱着眉头看完之后，骂了一句平时他很少骂的粗话，就扔到纸篓里去了。
马天水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郑重其事地找七院军管会副主任李嘉祥谈了一次，指责我插手上海“文化大革命”，对上海七院各所犯了“三条罪状”：一是在七院各所的报告是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二是用生产压革命；三是严重泄漏国家机密。
1968年4月15日，我因公又到了上海，在工作期间看到街上有“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并听说七院在上海的几个研究所也参加了炮打。为了弄清情况，我特意到711所田震环所长家去了一次。
他告诉我：4月12日前后，上海复旦大学“红旗”战斗队等几个单位写了“炮打张春桥”的大字报，说他是叛徒。七院各所写了支持“红旗”革命行动的大字报。
我说：“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领导干部不要随便参与。”
“听说有可靠证据证明张春桥是叛徒，我们所革命委员会还没有正式表态。”田震环说。
我回到北京不久，上海市派人到七院调查，他们告诉军管会：陈右铭参与了上海“4.12”反革命事件，马天水同志希望对其进行严肃处理。
张春桥看到马天水的多次“努力”未达到目的，便亲自出马了。
1970年夏天，张春桥利用参加江南造船厂万吨轮下水仪式的机会，找到六机部军管会主任刘世雄，气势汹汹地指责说：“你给我捎个话回去，七院执行的是修正主义路线，死抱住苏联的框框不放；七院在上海的几个所不听上海市的招呼，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七院是坏人掌权；我们对聂老总是要保的，但不保他的错误路线。”
刘世雄原是海军航空兵的副参谋长，他是代表海军、六机部去参加江南造船厂万吨轮下水仪式的。他回京后，向海军副司令周希汉和海军副参谋长兼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刘华清作了详细汇报。周希汉对张春桥的讲话表示不满，便要刘世雄将张春桥的讲话打印送中央政治局。政治局没有回音，海军也没有对七院采取什么措施。但在此之后，上海方面多次派人找我进行“调查”，逼我交待“参与4.12反革命事件，反对中央首长张春桥”的问题。1974年8月，终于将我停职审查，将于笑虹逼死。此是后话。
“特殊公函”取得了巨大效果，大大促进了研制工作，研制任务基本上得到了落实。许多担负09工程任务的工厂、研究所，两派严重对立，参加社会上的武斗，生产、研制设施损坏，领导干部遭到批斗，生产、研制任务无法落实。在传达“特别公函”后，大多数科技人员、工人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他们说：我们现在知道了，09工程是毛主席批准、周总理亲自抓的国防尖端武器，如不完成研制任务，就是对毛主席不忠，我们再不争这派、那派，只当“09派”。
另一个巨大的效果是从上到下都重视09工程，担负工程任务多的工业部、研究院、省市都成立了09工程办公室或09工程小组，负责工程的管理与技术协调。这样，人员精力集中，掌握工程的全面情况，全武器系统观念强，便于组织协调，能及时向上级和有关部门反映工程的研制情况，提出决策建议。结果形成了集中统一管理与分工负责相结合的管理形式和管理方法。（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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