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逆水行舟

 

两次得罪马天水

 

陈右铭自述－－

关于在核潜艇上到底搞什么样的模式堆的问题，自从核潜艇第二次上马，就一直争论不休。

核潜艇工程的核动力装置由核动力研究所负责研制。具体负责完成此项工作的是彭士禄等人。

 

彭士禄是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人，1925年11月18日出生。彭士禄的父亲彭湃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家，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0月，在广东海陆丰（今汕尾市）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彭湃撰写的《海丰农民运动》一书，成为从事农民运动者的必读书，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大王”。1929年8月30日，担任中央农委书记兼中央江苏省委军委书记的澎湃，因叛徒出卖，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时年仅33岁。而在一年前，彭士禄就失去了母亲。1928年9月21日，母亲蔡素屏遭反动军阀杀害，当时他只有3岁。

 

彭士禄早年命运多舛。在失去父母的最初几年，彭士禄受到贫苦百姓的照顾和掩护，东躲西藏。1931年，彭士禄6岁时，被转移到潮安的革命群众家里寄养，先后被20多户人家收养过。1933年，8岁的彭士禄被叛徒出卖，国民党将他关进潮安县监狱，接着被转送到汕头石炮台监狱。1934年，彭士禄与一批少年及红军家属被转送到广州感化院。1935年夏，10岁的彭士禄被释放出来，回到潮安当乞丐，后被革命群众收留。1936年夏，彭士禄再次被捕，关进潮安监狱。1936年，祖母周凤费劲周折找到彭士禄，并通过关系将他营救出狱。后来祖母又将他带回香港，由地下党组织供应他部分生活费用，他在圣约瑟英文院读了两年小学。

 

1940年，周恩来派副官龙飞虎与贺怡在广东找到彭士禄等一些烈士子弟，将他们带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彭士禄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邓颖超，并在那里住了一段时间。随后，彭士禄被送到延安中学学习。

 

1942年以后，他到延安中央医院当过护士，到延安自然科学院当过学生当过炼焦厂技术员，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大连大学当过学生。1951年，彭士禄被选派往苏联留学，学习化学专业。1956年本科毕业。6年间，彭士禄共修了36门课程，除3门课程成绩为合格外，其他33门课程成绩均为优秀。在回国之前，正值陈赓大将随聂荣臻元帅访问苏联，陈赓在中国驻苏大使馆召见了彭士禄，对他说，根据中苏之间的援助协定，苏联要为我们办一个核动力专业的研究生班，帮助中国培养一批和平利用核动力的专业人才。这个班一共40人，计划从国内派35名本科生，再从你们这批留学生中选出5人。之前中国没有核专业，这批研究生都是临时改的专业。 

 

 

 彭士禄在莫斯科学习期间留影（杨连新提供）

 

彭士禄当即表态：只要祖国需要，我愿意……

从此，潜艇核动力便成了他的事业和生活。

 

　李忠效插叙－－

 

 昝云龙（1964年）

 

1958年4月，彭士禄以优异成绩学成回国，一开始给苏联专家当翻译，后来在原子能研究所负责搞核材料。1962年核潜艇项目临时下马，这反而给了彭士禄走近核潜艇的机会。

 

    原子能研究所当时有一个小小的核动力研究室。一天，所长李毅把彭士禄找去，对他说：“士禄，准备让你当核动力研究室的副主任……室里没主任，一切由你负责。你的任务是带领大家学好外语，把国外的有关资料掌握起来，保存实力，使核潜艇核动力研究不断线……”

 

彭士禄没有辜负所长的希望。他的工作虽然属于守摊子的性质，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他上任以后，在所里提倡三句话：坐下来，钻进去，入了迷。

 

“这三句话，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时过半个多世纪，在动力研究所工作过的昝云龙，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如是说。在彭士禄没来715所之前，反应堆的方案已经有了，他的任务是带领大家把这个方案完善起来。昝云龙认为，彭士禄来到所里以后，作了很多工作。

 

昝云龙是四川省乐山市人，出生于1934年9月，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实验核物理系，1958年被分配到北京原子能研究所工作，1958年9月，二机部组建了“潜艇核动力设计组”，他是最早参加核潜艇工程的“元老”之一。

彭士禄和同事们刻苦钻研核动力业务，耐心等待核潜艇工程重新上马的日子。

刚刚度过两个春秋，大家终于盼来了这一天！ 

 

陈右铭自述－－

核潜艇工程再度上马的时候，彭士禄领导的核动力设计研究室回到了二机部的编制序列。一天，副部长刘杰见到彭士禄，急切地问：“士禄，准备好了吗？”

彭士禄回答：“准备好了。”

 

在核潜艇下马的两年间，彭士禄综合同行们的正确意见，又对我国现有的苏联援建的重水反应堆进行了实地考察，再次提出了建造陆上模式堆和在核潜艇上安装压水堆的设想。

 

但是，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却在1965年核潜艇二次上马的时候抢先一步，给国防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写了个报告，说他们要在小三线建一个核电站，希望把这个核电站作为核潜艇的模式堆。当时谁也不太懂，聂老总就批了，批示的大意是：原则上同意，具体安排请七院09工程领导小组和上海商量。

 

上海搞的是气冷堆，就是用氦气冷却的反应堆。气冷却和水冷却哪个更冷啊？显然水比空气的冷却效果好。空气冷却的效果不好，要装很多的气，体积就大得不得了。核潜艇的空间有限，怎么能装得下那么大的气冷装置呢？

 

另外还有北京某大学的一个青年教授也提出了搞一体化压水堆和钠冷堆的方案，希望在他那里作模式堆的试验点。

我当办公室主任以后，必须对将来的核潜艇用什么动力装置的问题做出抉择。于是矛盾就来了，这下又要得罪人。可是为了核潜艇工程，我只有豁出去了。

 

我向聂老总汇报说：“根据核潜艇的特点，反应堆的选择必须是体积小，效果好，从目前已有的几种堆型来看，以彭士禄等人搞的压水堆最好。上海搞的那个堆是不能用的，他那是气冷堆，在我们国家技术上还不成熟，另外太大，不能做模式堆。干脆作为核电站的项目，叫他们去研究。”

聂老总说：“那好吧，你写个东西来，我批一下。”

很快我就写了个报告，聂老总在我的报告批示：“同意上海堆不作为09模式堆。”

 

不把上海的气冷堆列入09工程计划，他就不能从国家拿到试验经费。这下把马天水气坏了，他听到上海堆被聂老总否决的消息，破口大骂：“这个陈右铭，专门他妈的和上海作对，聂老总批了的东西，他都能够否掉！”

这是后来别人告诉我的。这件事也为我自己埋下了祸根。

 

    李忠效插叙──

    为什么马天水说陈右铭“专门和上海作对”，这里面还有一点“历史渊源”。

    1965年，马天水和张春桥的老婆文静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蹲点，搞调查研究，后来写了一份报告，告七院的状。一共列了八条罪状，总的意思是教条主义，照抄照搬苏联人的条条。其中还举了许多仿制舰艇的例子。

 

    马天水曾经在一个会上说：“连一个卫生间的装草纸的盒子，也仿照。这个盒子是皮子做的，是马屁股上的皮，我们的工程师就也在设计图纸上写：要马屁股的皮。教条主义到这种程度！还有潜艇消磁装置的电缆走向，原来是曲里拐弯铺设的。我们的船厂要把它改了，可以省很多工时，电缆可以少很大长度，但是我们的工程师说不行，说苏联就是那么设计的，一定要曲里拐弯地走。这不是教条主义是什么？”（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