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试航：胆量与意志的考验
中国第一任核潜艇艇长
陈右铭自述－－
“9.13”事件之后，全国上下经过近两个月的学习整顿，形势一直比较稳定，中央下达的部队不准调动的禁令已经解除。我们认为，核潜艇的试航工作应该抓紧进行，不然寒流一来，港口结冰，整个试航计划就要推迟一个冬天。于是我建议周希汉副司令员再次向中央申请核潜艇试航日程。
1971年11月12日，海军向中央军委并周总理写报告，请示批准11月20日左右开始进行航行试验。
叶副主席11月13日批示：“拟同意，呈总理批示。”
周总理11月17日批示：“同意去试验基地进行水上、水下航行试验。”
我们接到总理的批示后，立即进行去试验基地的准备工作。经海军批准，11月24日晚5时，核潜艇由拖船拖着离开总装厂。当时港湾里吹着凛冽的寒风，气象预报说风力5级，阵风6级，中浪。气象不是很好，但是我们实在不想再等了。
这次航渡的护航舰艇有：两艘猎潜艇，一艘扫雷舰，一艘打捞救生船和一艘拖船。这是一个不小的海上编队，也是中国海军第一个有核潜艇参加的海上编队，因此就显得非常威风。
编队出港不久，海上风力逐渐增大到8级，大浪。护航舰艇摇摆30多度，海水打到了驾驶台上，大部分舰员都晕船了，而且晕得很厉害，但核潜艇摇摆不大，晕船的也很少。这说明它的适航性能良好。动力和舵装置等设备、系统都运转正常，经受了第一次大风浪考验。
艇长杨玺站在舰桥上，果断地下达用车和用舵的口令。这些口令他已经预习多少遍了，每一个口令都浸透着沉着和果敢，使我听着就感到放心。
杨玺是我选定的艇长。我相信我没有选错。
作为中国核潜艇的第一任艇长，光是技术好还不行，还必须胆子大，服从命令坚决，不犹柔寡断。我对海军干部部长说：“核动力潜艇从来没搞过，设备大都是新研制的，危险性很大，未知数很多，要反复试验。搞试验，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翻船沉艇死人，都有可能，你给我的艇长人选必须是胆子大，还要组织纪律性好，服从命令听指挥，我叫他怎么试，他就怎么试。不能是我叫他试什么，他就说，行不行啊，出了事怎么办？搞试验必须要有点冒险精神，不然我还有法搞吗？海军什么时候才能拿到装备？”
干部部长一共给我提供了四个艇长候选人，有的我以前就认识，他们虽然技术上非常好，当支队长都没有问题，但是他们最大的缺点就是过于稳重，办事犹豫，怕出事，顾虑比较多，不适合当核潜艇的试验艇长。经过反复考虑，我选了杨玺。
在采访陈右铭之前，我曾在青岛采访过杨玺，对于他的情况，我比较了解。
杨玺是辽宁朝阳人，1948年8月入伍，在第四野战军第46军138师警卫班当兵，正赶上辽沈战役的一个尾子，然后进关，参加了平津战役。是1949年3月随部队南下，一直到长沙。1952年，杨玺所在的138师师部机关在副师长任长辉带领下转入海军，组建海军航空兵第二师。而杨玺则到了青岛水警区，成为一名护卫艇上的水兵。杨玺当兵的时候是高小文化，这在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了。
到海军后，他边干边学，开始是当班长，后来当枪炮长，1955年到刘公岛海校学习，被授予少尉军衔。毕业后当上快艇艇长。1957年杨玺到海军第二预校学习文化，1959年毕业，然后到山东省即墨县搞社教。1960年1月，杨玺到潜艇学校学习。毕业后出任潜艇艇长。参加过远航。1969年7月到核潜艇工作时，才34岁。当时很神秘，所有到核潜艇上工作的都要查三代以上，有污点的要拿掉，还要思想好，技术好。连找对象也不能成份“高”了，不然就要面临两种选择：要老婆还是要事业。
第一批艇员报到之后，杨玺就和政委分头带领大家到各地学习，向知识分子学理论，向工人学习实际操作。除了学习，他还要抽时间编写各种条令条例。因为核潜艇在中国没有先例，一切都要从头开始。第一任艇长的任务非常艰巨。
陈右铭自述－－
到达试验基地后，我们再次组织参试人员学习周总理对核潜艇试验工作的指示。各部门积极进行航行试验的准备工作。
核潜艇终于要潜入大海了，大家的心情异常激动，接艇部队的指战员，工业、科研部门的科技人员，工人和干部都表示：服从命令听指挥，坚守岗位，严格执行操作规程，保证安全，认真搞好各项试验。他们纷纷要求担负最坚苦、最危险的第一次出海、第一次下潜的试验任务。也有个别同志思想上有负担，甚至恐惧，还有的同志给亲友写了遗书。
产生这种恐惧心理的主要原因是怕出事故：一怕艇沉没，自己遭受不幸；二怕领导把一般事故当成政治事故来处理，给自己戴上政治帽子；三怕出了技术事故，或者设备有质量或技术问题，而领导却当成责任事故处理，自己蒙受不白之冤；四怕受核辐射。针对这些恐惧心理，试航领导小组做了一系列思想工作。
为了减轻大家的思想负担，我在动员大会上宣布：“海上航行试验，我一定随艇出海。”同时部署每个岗位采用两岗制，派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在一旁观看、“保驾”。思想顾虑消除了。全体参试人员在试航中不怕苦，不怕累，全神贯注地操作，齐心协力，互相支持帮助，认真地测试各种技术数据。
在试航前的一系列准备工作中，杨玺和我们配合得非常好。后来几年的实践证明，我选杨玺是选对了。
一天，核潜艇出海做潜坐海底和水下高速航行试验，大家在分析可能会发生什么问题和采取什么措施时，有的人说，在水下高速航行时，如自动舵出了问题，几秒钟就扎到海底了！
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担心，是因为自动舵在进行陆上例行试验时，曾发生过液压缸拉毛的事故。当时研究所分析认为，不像是技术问题，责任事故的可能性也不大，于是有的领导干部认为是政治事故，是有人故意破坏。
我率领办公室的参谋李维和七院工程办公室主任韩锡富赶到现场。我们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在整个45小时之内，我们连轴转地同各个岗位上的专业技术人员分别进行了谈话，冷静地、同志式地探讨分析事故的原因。
经过分析研究，我认为不是政治问题。如果真有人想破坏，他为什么不破坏操舵仪，而破坏液压缸？这项产品是定型产品，它也不像是技术问题，因为整个设备已稳定运行30天，在各种工况运行中，操舵仪手动、半自动、全自动等各种数据都很稳定，而出问题的是配套的定型产品。（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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