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王红理被分配到潜艇××支队228艇任实习鱼水雷长。228艇是从不久前撤销的52支队合并过来的，艇上的人员很多，管理难度比较大，在很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几起死亡事件。先是一个轮机兵得了中毒性脑病，送到425医院后，医生误以为是感冒，未能及时对症治疗，上午送进医院，下午就去世了。

死者家属来到部队，住在招待所里，艇上派出干部和骨干参加接待，轮流替他们打饭，王红理也跟着里里外外忙了好几天。这件事过去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一个即将退伍的舰务班长，违反部队管理规定，准备趁部队看电影之机和另外两个老兵到营区外面喝酒，在翻越院墙时不慎摔伤头部，两个老兵将他送到支队卫生科抢救，卫生科条件有限，要送425医院抢救。王红理主动参加运送伤员，他抬着担架上了救护车。那是一辆很旧的救护车，担架是野战部队使用的那种，救护车放不下担架，只好把担架的一头放在凳子上，一头架在王红理的腿上。

摔伤脑袋的舰务班长叫吴思秀，外号“吴老大”。一路上他们不断叫着吴思秀的名字和外号，“吴思秀，你醒醒！”“吴老大，你要坚持一下啊！”

当时从潜艇支队到425医院的路还是土路，坑坑洼洼的很难走，担架压在王红理的腿上非常疼，但是为了减轻伤者的痛苦，他咬紧牙关坚持着。半路上，艇队的医生坐了一辆吉普车赶了上来，问吴老大怎么样了？救护车停下来一看，吴思秀已经没有了心跳。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强心剂，没有反应，再打一针，还是没有反应。医生说，送停尸房吧！

抢救过程是在王红理的眼皮底下进行的，吴思秀也是在王红理的眼皮底下死去的，这对当时只有23岁的王红理来说，是个很大的心理冲击。

救护车开到425医院，医院停尸房不接收，他们只接收在本院死亡的病人尸体，不接收外面送来的尸体，让他们把尸体送到殡仪馆去。当时海南省只有一个殡仪馆，送殡仪馆要有死亡证明，这个证明只能由医院开。负责开证明的人要等到天亮以后才来上班，因此他们只能把吴思秀的尸体放在救护车上，停在医院的外面等天亮。

艇长和副长后来都赶到医院来了，艇长见吴思秀已死，就对副长说：“人死了，你带几个人在这里先守着，我回去安排一下。”

艇长走了不一会儿，副长对王红理说：“部门长，我家里孩子还小，害怕，我先回去了。你带他们在这守着，如果饿了渴了，可以买点吃的，也可以买包烟抽抽。”

副长说完就走了，剩下王红理和一个志愿兵、三个义务兵。这时已是凌晨时分，大家折腾了一宿，又饿又困，副长一番话提醒了他们：是该吃点东西了。可是等副长走了以后，王红理才发现自己身上没带钱，问问其他人，也都没带钱。晚上大家看电影都两手空空。电影刚刚散场，几个人就去抬担架了，谁也没想到会出现眼下这种情况。

和王红理一起抬担架的那个志愿兵叫王志平，是吴思秀的军士长，他对王红理说：“吴老大他们要出去喝酒，身上一定带着钱。”

王红理和几个义务兵年龄比较小，他们不敢去掏死人的口袋。王志平年龄大，当兵时间长，胆子稍大一些，就自己去掏。

吴思秀穿了一件蓝色夹克式工作服，只有上面两个口袋。王志平在他的口袋里一翻，翻出一沓10元的钞票，数一数，有100多块。王志平对着吴思秀的遗体说：“老大，弟兄们送你来这里也不容易，先借你100块钱用用吧！”

他们5个人就拿着100元钱买了早餐来吃了。

上午医院上班以后，王红理他们办理了送殡仪馆的手续，又把尸体送到殡仪馆去，并和殡仪馆的老师傅一起将尸体抬到冰柜里。

回到部队，王红理那条被担架压过的腿，肌肉疼了好几天，心里也难过了好几天。心里难过一方面是为吴思秀的死，一方面是听到一些人的议论。吴思秀这么年轻就死了，而且是在王红理的眼皮底下死的，头上还出了那么多的血，想想就难过；在最后看守吴思秀尸体的那几个小时里，五个人中只有王红理是干部，有人听说他们借了吴思秀的钱去买早餐，就说：“这几个小子，死人身上的钱也敢用啊！”

王红理刚到部队不久，一个艇队就连续死了两个人，对他的心理冲击特别大，他感到，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部队的管理也存在很多问题，他想：如果我当艇长，一定要严格管理部队，杜绝这类事情发生。

要想能管理部队，首先要自己做好。

王红理从当兵那天起，心里就一直装着军人的职责和使命，把“准备打仗”的弦绷得很紧。有人说，潜艇兵是军中的“贵族”，一艘潜艇的造价是数亿元人民币，潜艇兵的待遇也非常高，一般小国家养不起。

“国家花这么多钱养着我们是干什么的？是准备打仗的。”王红理说。

有人评论王红理当了支队长以后支队发生的变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在“谋打赢”方面有了新的起色。为谋打赢，他有一往无前的锐气。

王红理属于那种对军事训练“斤斤计较”的人，支队官兵背地里都称他为“爱较真的支队长”。

王红理常说：“训风连着战斗力，训风不实，打赢能力就不实！”每次战备拉动，他都会以秒计时，不符合实战要求的都要重新来过，直到合格为止。他当支队长以后，对组织训练和考核中与实战脱节的内容逐一清查，剔除了30多项中看不中用的“花架子”。

有一次，王红理对某艇损管操演进行考核，该艇指挥员口令到位，艇员动作迅速，短短数分钟就完成了损管课目。艇长正等着支队长表扬，没想到王红理把脸一沉说：“这次考核不及格，明天补考！”

大家面面相觑，不知为什么。

王红理补充道：“舱室起火，艇员怎能连个人防护装具都不戴就跑去灭火？要是真的舱室起火了，恐怕未完成损管，自己就先倒下了！”

人们恍然大悟。

2013年，支队组织潜潜对抗训练，作训部门在训练方案图中绘制了一条间隔带，将对抗双方潜艇活动区域分开，以防止训练中出现碰撞事故。看到这一方案，王红理非常生气，严肃地说：“安全是很重要，但是也不能以牺牲训练效果为代价。这种训练还有什么意义？今天训练玩虚招，明天战场就打不赢。方案重做！”

他指导参谋人员重拟方案，并大胆创新组训模式，让潜艇在不同水深展开对抗，使训练更加贴近实战。

王红理认为，作为军人，不能光想着当和平兵，以为不流血，不流汗，就能在一些国际纠纷中维护好自己的利益，那是不可能的。别人可以讲热爱和平，军人不能讲。军人必须丢掉幻想，时刻准备打仗。有了战斗力才会有和平。

随着远海训练常态化，支队原有的雷弹单线保障模式，已与实战化训练需求不相适应，一度成为潜艇通向未来战场谋打赢的一块“短板”，也成为压在王红理心上的一块石头。

“既然一条线走到底不行，为何不采用流水线式作业，多线同时展开？”王红理说。

为解决上述难题，王红理与负责雷弹保障的技术骨干蹲在保障一线，集体攻关。没日没夜地研究，却一直没有进展，课题陷入了技术的瓶颈。

这时有人不解地对他说：“谋打赢又不是你一个人能做到的事，过得去就行了，上级都没想到解决这个难题，你何必操这份闲心？”

王红理一听就火了，他说：“军人不想打仗，就是最大的渎职。”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月的不懈努力，他们最终摸索总结出了“一线两雷，两线多雷”的具体操作方案和流程，使雷弹保障效率成倍提高，并在海军潜艇部队推广应用。

“站立在海平面上的人，视野自然比潜航深海的人更开阔。潜艇人可以待在深海里，但眼光不能被海水挡住。”这是王红理写在训练总结本扉页上的一段话。

王红理明白，变幻莫测的未来战场，拼的是作战体系，潜艇单打独斗，脱离体系作战的时代已经远去。然而，支队在这方面离世界海军强国的潜艇部队还有差距。

为此，他挤出时间，潜心学习世界潜艇作战前沿理论，研究潜艇体系作战的训法战法，先后总结出潜艇作战单元合成、作战要素集成等20多项潜艇信息体系作战新成果，并在演习演练和远海大洋得到检验完善，使部队谋打赢能力越来越扎实。

支队很多官兵们说：“要是有一天上战场，我们都愿跟着王支队长，因为他能带领我们打胜仗！”

王红理并不知道大家在背后怎么议论他，可以想象，他要求高，管得严，肯定有人有意见，但是他相信大家会理解。

这次战备拉动，不知上级转入远航的命令什么时候才会到。入睡之前，他已想好了明天的工作：召开海上临时党委会，部署任务。

（未完待续）

 

本网站近期连载李忠效的【报告文学】《372潜艇出岛链记》

作者简介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