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洪玮能在海上写出这种文章，显然他身边就有这方面的资料。王红理对监视船的情况也有所了解。

王红理对易辉说：“我们要让他摸不清楚我们到底在干什么，为什么要浮起来。”

易辉回答：“明白。”但是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恢复五舱的机械状态。

易辉指挥艇内对五舱进行通风，排雾降湿；机电业务长吴千里带领机电部门的官兵，齐聚五舱，舱段班进行舱室排水，包扎破损管路，电工班检查电机受损情况，判断恢复的可能性；轮机班协助舱段班和电工班清理舱室，擦拭各种设备上喷溅的海水。几乎全艇有一半的人都聚集在五舱，从舱上到舱底都挤满了人。舱室温度很高，很多人干脆打着赤背干活。

舰务兵邹晓波的战位在五舱，通往五舱的防水门打开以后，他就第一批进入五舱。那根破损的管路刚好在他职掌的战位上。海水已经淹没了半个舱底，舰务专业在组织排水，可是辅冷系统和空调系统的两个连接阀还没有关死。必须有人及时关上。舱底管路复杂，只有邹晓波最熟悉，再加上他的水性比较好，他当仁不让地成为下水的第一人选。

舱底的海水很脏，平时藏匿在死角的灰尘、油污被海水一冲，混合在一起，成了真正的污水。潜艇上配有28型轻潜水呼吸器，邹晓波说，舱底空间狭小，戴那东西不方便，也耽误时间，就没用。海水已经淹到压缩机底座了，从盖板口进去，潜到水下要拐两个弯才能摸到阀门，没有一两分钟不能完成，舱底不像游泳池，气不够了随时可以上来换气，在舱底气不够了是没地方换气的，很危险。邹晓波胸有成竹地说：“没关系，我经过憋气训练。一般人憋不了那么时间，一分钟就顶天了。”

在确认电机都已断电之后，邹晓波憋了一口气潜下去了，顺利地关掉了第一个阀，然后上来吸了几口气，又下去了关掉了另一个阀。

潜水关阀很顺利，舱底排水却不顺利。

潜艇远航，对干湿垃圾的处理方法有专门规定。湿垃圾如餐余垃圾，会经过处理排到舷外，而干垃圾如纸箱、木箱等，会捆扎之后放在舱底带回基地。进入舱底的海水把纸箱泡软，另外还有一些其他杂物，会堵塞舱底排水过滤网。情急之下，邹晓波再次下到舱底，用手去掏堵塞过滤网的杂物。因为水太深，手够不着，他便把头没入污浊的水中去掏，这次不小心还喝了几口脏水。他连续掏了好几次，保证了舱底排水系统的通畅。

吴千里向王红理报告，经过检测，五舱的14台电机，绝缘值全部为零，原因是喷溅呈雾状的海水破坏了电机和控制箱的绝缘，目前正组织人员用蒸馏水和酒精清洗影响绝缘的电机和控制箱的触点，然后用电吹风吹干。

五舱的14台电机全都不能用了，等于宣布潜艇处于瘫痪状态，这个情况太严重了，王红理的心不由得往下一沉。

王红理组织大家分析故障情况，然后下达命令：“首先让潜艇恢复动力，能继续航行，然后再恢复下潜功能。我们力争在天亮之前下潜。如果天亮以后还漂在水上，可能各个国家的船只和飞机都会过来拍照，肆意炒作，我们不能给中国海军抹黑。”

大家领命分头去落实。

这时王红理还有一个担心，如果潜艇失去动力，这里水深几千米又不能抛锚，潜艇只能随着海流漂泊，一旦漂到台湾或者菲律宾管辖的海域，那将是一个什么情况？会造成是一个“国际事件”，世界舆论将会闹翻了天。他让航海长李奎测一下流向流速，当时的流向是西北流，流速2.2节，当时潜艇所处的位置很敏感，距离台湾岛100多海里，距离菲律宾也是100多海里，他在心里测算，如果我们这样漂着，还能够漂几天？

王红理在接受我采访时说：“这个情况当时只有我清楚，何主任我都没有告知。在当时情况下，如果说出来，只会造成更大的心理恐慌。万一潜艇漂到台湾或者菲律宾，密码机必须销毁，如果参照二战规则，机要人员要处死，这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负面的影响会是巨大的，所以当时我把这事埋在心理，直到返航的最后一个晚上才说出来。”

王红理当时还面临一个重要的抉择：潜艇“掉深”，舱室进水，电机瘫痪，出了这么大的事情，要不要向家里报告？

按照有关规定，出了这样的事情，是要向家里报告的，最迟不超过六个小时。随艇出海的支队司令部通讯参谋季啸相已经准备好了卫星电话，只要指挥员需要，马上可以和舰队通话。但是，王红理一直不提向家里报告的事情。何占良趁别人不在旁边的时候，小声提醒王红理：“支队长，要不要向家里报告？”

王红理不假思索地回答：“不着急，等等再说。”

何占良心里清楚，报告不报告，前提是机械能不能修好，潜艇能不能继续执行任务。

王红理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不到万不得已，坚决不能向家里报告。有人开玩笑说：“现在大家都在过年呢！就别给首长心里添堵了。”

王红理想得比别人更多，比别人更远。几年前支队发生的一件事情，至今让他记忆犹新。

当时他是支队参谋长，一艘潜艇在海上发生火灾事故，他参与了事故处理的全过程。那条潜艇在参加海上演习的过程中，四舱的一个配电盘的螺丝松了，电路打火，引起火灾，由于处置不当，火势没有得到及时遏制，大火连续烧了好几天，使潜艇失去自航能力，最后是用拖船拖回来的。此事不但惊动了舰队和海军首长，还惊动了总部首长，一天夜里，总政主任助理亲自打电话到支队询问有关情况。失事潜艇头天傍晚靠上码头，第二天下午海军司令员张定发就从北京赶来了，亲自下到艇里查看灾情。然后在码头上摆了一些凳子，现场做了几条指示就走了。接着，海军副参谋长张磊愚带领一个工作组，到支队调查事故的详细经过。通过这件事，王红理得到一个启示：潜艇不能出事，出了事就会“惊天动地”。

还有一次，东海舰队某潜艇支队的一条潜艇远航，在突破东部某海峡之前，收到岸指一个电报，按规定，收到岸指的重要电报要给岸指一个“收据”。但是由于一些技术的原因，这个“收据”电报发出去了，岸指没收到。正常情况下，岸指在收到“收据”之后，再回电表示电报收到，这件事才算了结。结果这条艇没有收到岸指的回电，就开始突破海峡，这期间，大深度航行，无线电没有信号，与家里完全失联。失联以后家里非常紧张，海军司令员、政委都到海军作战室去了。这件事给王红理的启示是：潜艇指挥属于战役指挥层次，一般行动由舰队和海军指挥，重要行动总部都要介入，不得有一点马虎。因此他坚定了一个信念，潜艇远航期间，不论遇到什么情况，都要立足本艇，千方百计自己解决，不能遇到问题就上报。像372潜艇这次遇到的这种情况，三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家里不知道具体情况，绝对不会贸然让你继续执行任务，只有一种可能，命令返航。这样一来，不仅仅是一条潜艇的远航任务半途而废，整个海军都会跟着背“黑锅”。这次战备拉动是海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总部机关、军委首长肯定都很关注，第一次战备拉动就因为372潜艇而熄了火，海军怎么向总部交代？怎么向军委首长交代？

王红理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他在想，怎样发挥一个指挥员应该发挥的作用？怎样尽到一个指挥员应该尽到的责任？指挥员的责任是什么呢？第一，要把大家安全带出去，安全带回来；第二，要把任务尽量圆满地完成好。这一次，潜艇出现巨大险情，装备受损，不管什么原因，可不可抗拒，上级来调查的话，自己作为海上最高指挥员，肯定是要承担责任的。但是如果任务完成了，底线保住了，批评或受处分都无所谓了。

王红理暗暗下决心，等等机械恢复情况再说，不到万不得已，决不向家里报告。

在五舱进行排水、抢修的同时，王红理与何占良深入各舱室战位，看望慰问官兵。

王红理心里清楚，全艇的官兵都在看着他，他的言谈举止，将直接影响大家的情绪。出了这么大事儿，要让他装作一点事儿没有，也不可能，他尽量用非常平和的语言安慰大家：“没事儿，一切都会过去的。我把你们活着带出来，也会把你们好好带回去的。”

王红理平常和大家开玩笑喜欢说一句话：“天上掉下来五个字儿――困难不算事儿！”

这是模仿花儿乐队的《那都不是事》歌词：天空出现了五个字儿，那都不是事儿。

时间长了，大家耳熟能详，几乎把这句话当成名言，有时王红理刚说出前半句“天上掉下来五个字儿”，就有人接上下半句“困难不算事儿”。

这一次，有人干脆把前半句也替他说了，一人说出前半句：“天上掉下来五个字儿――”马上有人齐声接上后半句：“困难不算事儿！”这样的一唱一和，一下把舱室的气氛搞得轻松活跃了。

这时候，新一期的《水下长城报》中也在各舱室传阅。这期报纸的内容很特别，对稳定官兵的情绪起到重要作用。

报纸的头版头条是《在困难和挑战中不断超越自我》，新闻照片是支队长王红理和动力长谢宝树的合影，谢宝树的头上戴着生日桂冠，手里捧着一张生日贺卡。右下角有一则简讯：

今天是动力长谢宝树的生日，支队长亲自为他带上生日桂冠，送上生日贺卡，合影留念，同时勉励他继续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热爱本职工作，在岗位上勇创佳绩。

二版刊登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文章题为《使命重于生命，责任重于泰山――五舱的兄弟你们是好样的》，作者是谢宝树。文章写道：

“每一次出海航行都是一次行军打仗，每一次上浮下潜都是一次战斗。在这个密闭的空间里，也许你看不见敌人，但战胜敌人之前我们首先要战胜自己。我们的舱室时刻准备着重大的考验，准备着接受一切艰难困苦的挑战。”

（未完待续）

 

本网站近期连载李忠效的【报告文学】《372潜艇出岛链记》

作者简介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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