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国民党浙江省政府站稳脚跟

(1935 年初—1937 年夏在杭州）

“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

自从有了明之在身边，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像一条在汪洋中漂泊的小船，终于靠上了码头。明之就是我坚实的“码头”，从此我再也不怕惊涛骇浪的袭击了。我们有了自己的家，在只有两个人的环境中，做秘密工作就方便多了。

过去我获取情报之后，要自己整理、密藏，现在我只需把情报素材拿回来，后面的事都由明之接着做。明之是个非常细心的人，工作有条不紊。我第一次看他摘编和密藏情报时，十分惊喜地发现，他的理论水平高，提炼能力强，文字功夫深，我获取的材料，经他归纳梳理，就会成为一份要领明确、逻辑严密的情报资料。

明之的手指很长，很灵巧，一张写满蝇头小字的情报纸，他三折两卷，往火柴盒或者毛笔杆中一藏，别人就很难发现。明之还会画画、写美术字，会用很多的花样包书皮，能用纸叠出很多很多的小动物。我对他的工作能力和生活情趣十分欣赏，也十分佩服。

由于受工作性质的限制，我们不便与外界有太多的交往。每天下了班， 我们就在二人的小世界里找事情做。有时我就坐在丈夫的对面，或伏在他的肩头，看着他纤长的手指灵巧地翻飞，做出各式各样的手工作品来。

在我和明之结婚不久的1935年秋天，我突然接到姐姐伊娜发自上海的一封信。暗语的意思是：让我回上海一趟。

我和明之都感到有点奇怪。

我对明之说：舅舅已经定了，有情报由你送；有指示，由你告诉我。怎么又叫我回上海了？

明之想了想说：那是正常情况下的规定。现在可能出现了非正常的情况。组织要你去，你就去吧。不过现在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多加小心。

我说：我胸前别着浙江省政府的徽章，不带任何材料，路上不会出事情的。

我向薛科长请了假，说家里有事，星期日要回一趟上海。薛科长没多问， 就同意了。

明之把我送上火车，反复嘱咐我注意安全。这是我结婚后第一次单独出远门，又是在非正常的情况下去上海，明之自然不太放心。

我说：我办完事就回来，你不用担心。

从杭州到上海的火车要开半天。我买了一张报纸，找了个空位坐下看报。1935年秋天的形势正如明之所说，“风声很紧”。那一两年，每当我党的机关遭破坏，过不了几天，甚至在第二天就会见报。反动当局一是为展示“功绩”，二是用“杀一儆百”以此威胁恐吓共产党和革命者。我从报上也看到过一些不坚定分子的“自首声明”。这种“自首”有真有假。共产党员中确有少数自首变节的，不过登报的自首声明中，不乏特务机关使用的离间计。这种真真假假的把戏，舒曰信和明之都曾跟我说过，因此，对报纸上登的这类东西，我没怎么往心里去。

突然，报上的一则消息映入我眼帘：共党中央机关下属数十处地点被捣毁，数十名共党头目被抓获，还有×××等数人被判死刑……

这样的消息，对我来说，要比那种“自首声明”更残酷。

此时正是秋天，已有些凉意，而报纸上的消息，如同一股寒风迎面扑来，不由得使人不寒而栗。难道此次上海之行，真的会给我带来坏消息？好不容易挨到火车抵达上海，我急忙去见姐姐和姐夫。

当我走进那熟悉的亭子间，看见姐夫舒曰信一人在家。他的脸色很不好，屋里也有些凌乱。显然姐姐已有多日未归了。

“阿姐呢？”我有些紧张地问道。

舒曰信神情倒还平静，他让我坐下，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让我到上海来的原因。

“舅舅调离上海了，把我们这一摊工作交给一位新领导‘小张'。伊娜在法租界的××公寓，给新领导小张‘住机关’。小张很重视你的工作，叫我们通知你回来，他要见见你。大概是舅舅或者舅舅的上级交代的吧。”

我一听是这么回事，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你赶快过去吧。路上要小心。”舒曰信催促道。

我明白，“小张”肯定是个假名，但我遵照地下工作的规矩，一句多余的话也没问，径直去了法租界的××公寓。

伊娜早就做好了饭，正焦急地等待我的到来。见了我，这才舒了一口气， 对我说：“新领导‘小张'是广东人，你叫他‘阿哥'就行了。”

我们正说着，“小张”回来了。他见了我，热情地和我握手。伊娜张罗着三人吃饭。

饭桌上，小张听了我的汇报，很高兴。对我的工作，他十分满意，他鼓励我说：“你的工作很有成绩，你的岗位很重要。这是‘老李’（指王学文）播下的‘种子’。你还很年轻，组织对你寄予期望。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发挥更大作用。”

接着，他又严肃地说：现在风声很紧，一些人被捕了，一些人被杀了，一些人叛变了，一些人脱党了。但是共产党人是斩不尽、杀不绝的。前人倒下了，后人一定会跟上。当然我也有可能被捕，被杀，但是你要相信，肯定会有‘后来人’，党组织肯定不会垮。有党在，我们一定会打败反动派！只是现在我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上级撤离上海时交代，骨干要从上海疏散到外地。你和华明之已在杭州了，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千万注意保密。在你们这一摊工作中，你和华明之仍然由舒曰信和沈伊娜联络。你们一定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万一断了联系，一定要等着组织来找，或者主动找组织。千万不能长期中断！

新领导一席话，给了我勇气和力量。我牢牢记住了“要与党组织保持好联系”的话。1936年，我和明之才从舒曰信和沈伊娜口中得知，小张在见了我后不到两个月，就被抓走了。接着，又有一位新领导接替。他继续老李和小张的做法，仍通过舒曰信和沈伊娜联系我和明之。

舒曰信没说继小张之后新领导的名字，我和明之也不好问。很久以后才听舒曰信说了一句：“他领导我们这一摊，时间还不短呢！”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多年，我和明之仍不知道小张和那位新领导的姓名，更不知道这个特殊的秘密组织，就是中央特科。

1981年11月，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召开“中央特科党史专题座谈会”，中央调查部指名要我从上海到北京去出席这次座谈会。自此以后， 我们才逐渐知道，“小张”和“新领导”的身份，他们是当年中央特科的骨干成员。“小张”的真名叫丘吉夫。1935年秋，王学文根据王世英的指示辗转去香港，王世英作为当时中央特科的负责人，带领一部分同志撤离上海去了天津。留在上海的情报工作由丘吉夫负责。不久，丘吉夫被抓，舒曰信和沈伊娜所说的“新领导”就是徐强a。他的爱人李云还曾是沈伊娜的直接领导。徐强和李云在党组织连遭破坏的情况下，面对残酷的白色恐怖，前赴后继，继续留在上海做秘密情报工作，为党作出了重要贡献。（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