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徐强（1901—1988)，浙江省武义县人。1922 年东渡日本留学，1927 年 10 月加入共产党，1932 年 9 月调入中央特科，一直在上海领导和从事秘密工作。1939 年去延安，随即遭到康生的迫害，被隔离审查 7 年之久。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贸易处政委等职。1966 年后再次遭到迫害。1985 年 8 月，彻底平反。

一二•九冲击波

我和明之当年从事秘密情报工作时，只能通过联系人与党组织联系，联系人带来的就是党的声音。联系人不光要转达上级的指示和收取情报，还有一项必修课就是“讲形势”。前期，我的联系人是伊娜，她虽然不善言辞，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少言寡语，但是每次到杭州与我们联系前，或者在上海与华明之接头，舒曰信都会与她商量，如何给我们讲形势，然后就由她把“党的声音”准确地传达给我们。这是“舅舅”王学文离开上海前，特别交代舒曰信的。通过伊娜讲形势，再结合看到的国民党报纸、国民党内部文件，我们对近期的形势就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就能清醒把握情报搜集的方向和内容。后来，“舅舅”让明之接替伊娜往返沪杭，明之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对形势一般有比较清晰的认识。但遇到突发事件，有时也难免出现“不清醒”的冲动。

1935年底，北平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运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斗争很快得到全国人发的热烈响应。武汉、上海、天津、广州、南京、苏州、杭州、济南、青岛、厦门、长沙、南昌、开封、安庆、重庆、张家口等城市的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汇成了一股全国性的抗日爱国洪流。

12月11日，一二•九运动浪潮席卷杭州，往日平静的杭州城一下变得躁动起来。是日午后，杭州大中学校学生上万人，举行声援北平学生的集会游行。他们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请愿，激昂的口号声震撼了这座古城。当一些游行队伍从浙江省政府楼外的梅花碑街口涌过时，口号声传到了省政府办公楼里。我顿时热血拂腾，情不自禁地爬上办公桌旁的窗台，向外张望，我恨不得跳下去加入青年学生的游行队伍。我几乎忘记了自己是打入国民党省级政府机关的中共情报人员。

正在我忘情地张望时，忽听收发员在背后小声叫道：“沈小姐，快下来，科长来了！”

我赶忙跳下桌子，匆忙中打翻了一个茶杯，溅了一身茶水。

薛元燕科长进门扫了一眼，见我像是意识到自己做了错事，正在回到办公桌前低头处理公文，就没说什么。

我此时心里很不平静，倒不是科长扫了我一眼，而是我想到“舅舅”关于做秘密情报工作“不暴露进步面目”的指示，自己一时冲动就忘记了党的纪律，感到很后悔。

回到家里，我向明之说起白天亲眼看到学生游行示威激动人心的场面，并如实讲述说了自己如何冲动，然后内疚地说：“我不该爬上桌子去看，忘记了舅舅的指示，做了不该做的事。”

明之安慰我说：“好在没有产生什么后果。以后注意就是了。”我见他没有责备我，便如释重负似地舒一口气。

明之见我心情好些了，便耐心地对我说：作为党的情报人员，秘密工作的性质决定了我们与国民党斗争的特殊方式。公开的事情会由别人去做，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有关国民党反动派动向的情报，交到党组织手里。要达到这个目的，首先要掩护好自己真实的政治面目，不暴露。

我深深地点了点头说：我知道了。（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