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们一下子都离开了杭州，我顿时感到十分孤独。省政府机关二十几岁的女职员都先后辞职，随家人逃难去了。而党组织指示我，要随浙江省政府走，不能离开。可是，眼下举目无亲，究竟该怎么办？我心想，只有到干娘家去。

我孤零零地一个人来到薛科长家。一进门喊了一声：“干娘！”就忍不住哽咽起来。薛科长和太太好言相劝，我的心情才渐渐平静下来。

薛科长对我说：“和家人分别是暂时的。不要辞职，有个工作，就有碗饭吃。”

薛科长的话让我感到欣慰。我想，我不会辞职，但这不仅仅是为了“有碗饭吃”，更重要的是执行党组织“随机关走”的指示。在没有接到新的指示之前，我不能离开。

薛太太说：你现在的住处离省政府太近，日本飞机轰炸时很危险，还是随我们一起搬到城外我妹妹家去住吧。

干娘的真诚让我感到无比温暖，也令我感动。时局动荡，环境险恶，我一个无依无靠的弱女子，与薛科长夫妇非亲非故，可是人家把我当家里人一样对待，我怎能不感动呢？

第二天，我便拎了一个小皮箱，带了一套被褥，和薛家一起搬到薛太太妹妹的家里。从此，每天早上我随薛科长去省政府上班，晚上一起回来。干娘说，这样她才放心。

六十多年后，2005年，我已九十岁，薛科长的儿子、年逾七十多岁的薛诗绮，居然找到了我。他携夫人特意从上海来北京，到家里看望我。我满怀感恩之情，向诗绮弟弟讲述了这段终生难忘的往事。

八一三当日，日寇在杭州轰炸的主要目标是笕桥机场。由于受到中国空军的英勇反击，日机落荒而逃。

我对杭州笕桥机场是熟悉的。记得那是1935年初，我到浙江省政府工作不久，黄绍竑到机场视察，我和科长作为随从人员一起去参观了机场。一个军官故意逗我，问道：“你敢不敢坐飞机？”我答：“敢！”黄绍竑在一旁听见了，就对飞行员说：“带她上天看看。”大家以为我会退缩，没想到我毫不胆怯地跟着飞行员登上了一架教练机。飞行员用很宽的安全带将我捆在后舱的座位上。飞机在杭州上空巡视了一圈，还翻了两个筋斗。飞机落地后，有人问我：“没吓哭吧？”我开心地对大家说：“才没有呢！”然后讲了在飞机上的感受：“从天上往下看杭州，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盆景，美极了。”

八一三事变的第二天，18架日机从台湾的新竹基地起飞，越海窜入笕桥上空，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大队长高志航率队出击，连续击落六架敌机。据史料记载：此为中国空军的第一次空战，即以零比六之光荣战果，写下了空军八一四光荣历史。

第三天，日机两次空袭杭州，第一次被击落三架，第二次被击落一架。两天共击落十架日本飞机，大长了中国空军的志气，大灭了日本空军的威风。

我亲眼目睹了八一四、八一五杭州空战，我的心随着飞机在翻滚：杭州现在战火纷飞，硝烟弥漫，这个花园般的城市，将不知被炸成什么样子了。

在杭州上空发生空战的时候，省政府职员都随朱家骅躲在办公楼外花园的假山下面。

朱家骅的胆子很小，一听日寇飞机来袭的警报，就吓得要命。部下建议省政府临时搬到富阳附近的山洞里去办公。朱家骅想山里总比城里安全，就同意了。此后，从省主席到我这样的职员一大帮人，天天清早坐汽车开往山洞上班。说是山洞，实际上就是依山建造的一排小平房；名为办公，实际是躲避飞机轰炸。

在此期间，我和朱家骅的接触比在杭州省政府机关要多。闲来无事，朱家骅会和身边的处长、科长、速记员聊天。

有一天，朱家骅问我：沈小姐府上是哪里？我听你说话有上海口音。我说：我是江苏泰兴人，在上海读过几年书。（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