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确实要小心，要提防他们‘放长线，钓大鱼’。”

我和明之商定，按照党组织的嘱咐，保持高度警惕，坚持长期埋伏，并拟定了具体做法：

一、职业工作和日常生活，一切照旧；二、深居简出，尽量减少与外界的来往；三、经常清理家中物品，不留任何可能引起特务怀疑的东西； 四、在工作中，做个“忠于党国、恪尽职守”的好公务员……

难熬的日子在一天天平安地过去，我和明之更加坚信：老徐肯定顶住了， 否则不会如此平静。

与此同时，我们也在冷静地总结自身应该吸取的教训。我检讨说：“我给老徐办‘特别入党'是欠妥的，后来又亲笔给他写信，现在回想起来太冒失了。”

我说：“以后我们一定要更加谨慎，注意安全和保密。看来我们目前还没有暴露，多亏徐大哥保护我们。他是我们的榜样。”

我和明之一想到徐仲航在狱中所受的磨难，就联想起鲁自诚身上那块巴掌大的伤疤，心里非常痛苦。我忍不住泪流满面：老徐为了保住机密，保护我们，他一定遭大罪，吃大苦了！

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一直没有徐仲航的消息，组织上也没有派人来与我们接头。我们与上级失去了联系。与此同时，还要警惕中央党部里暗中是否有“眼睛”在盯着我！这些日子，我们茶饭不香，度日如年。

危险并没有过去，此时是不宜继续收集情报的。但是我像一辆快速奔跑的汽车，即使踩了刹车，还有一种向前冲的惯性，一见到有价值的情报，就忍不住想收集起来。我们明知无处可送，还是坚持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一边听着隔壁宪兵队拷打人犯的声音，一边看着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任泪水在脸上流淌。

我们坚信：再等等，明天或者后天，就会有人来联络，取走情报！

但是，日复一日，一晃几个月过去了，组织上仍然没有派人来联系。记有情报内容的速记纸不可久存，只好烧掉。眼看着自己获取的一件又一件情报， 又自己一点点烧掉，这是我们最痛苦的。

因为与宪兵队为邻，我每天上下班都要从宪兵队门前走过。宪兵队的人几乎都认识我这个胸前佩戴着“中央党部”徽章的女职员。我每次经过宪兵队的门口，都目不斜视，仿佛根本没把宪兵队放在眼里。有时我和机要处长张寿贤一起开会回来，顺便搭乘处长的汽车回家，宪兵们也都看在眼里，因此他们对住在隔壁我这个中央党部有身份的女职员也还客气。

半年过去了，没人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一年过去了，什么事也没发生。机要处长张寿贤和速记科长徐漂萍一如既往地安排我参加“中常会”等小范围的绝密会议。

我和明之分析，这说明他们可能根本不知道或者根本不相信我会是共产党。

我在机关里一向行事低调，谦虚、谨慎，不事张扬。参加各种会议，从来都是走在科长或者居正修等男速记员的后面。科长等人比较绅士，总是让我走在前面，我常说自己年轻、资历浅，不敢走前面。平时我也很少化妆，以免别人把我当成“花瓶”。我也从不阿谀逢迎，更不会溜须拍马。其实，国民党高层机关里的正派职员，也瞧不起那些喜欢拍马屁的小人。

我的为人处世，深得同事好感，因此我的人缘很好，还曾被选为中央党部秘书处国民党联合支部的支委。徐仲航被捕事件发生后，只有收发员来家监视了几天，吴铁城安插的那个“马脸”诈了我一回，此外，也没发现有可疑之人盯着我。机要处的同事从没有提起此事，也从没有疏远我的意思。张寿贤是老处长，知道的机密多，他在工作和闲谈中，涉及机密，事发后仍从不回避我。这说明他从未怀疑我的身份，这无形中起到了保护我的作用。

在徐仲航被捕之后，中共南方局党组织一直没有派人来恢复与我和明之的联系，采取了严格的保密、保护措施。当然，我们也不敢贸然去找党组织。这样，我们同党组织暂时中断了联系，时间长达三年之久。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党中央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徐仲航的事迹才逐渐从有关部门和知情人那里披露出来。我们才得知：1942年，国民党顽固派为进一步反共，打压受中共支持的“东北救亡总会”，遂以“共党嫌疑”莫须有的罪名，抓捕了徐仲航及“东总”另两名骨干。徐仲航在狱中受尽种种酷刑，宁死不屈，未吐露一点实情。他在南方局曾与周恩来等同志在同一个党支部，但他在狱中始终未承认是共产党，从而保护了南方局党组织。同时他也保护了我们，还保护了他非常熟悉的、中共秘密党员阎宝航，以及阎宝航领导的情报小组。（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