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明之生病住进医院，我抱着小放到医院去探望，把未满周岁的小新交给邻居阿妈照看。阿妈抱着小新站在门口看街景，突然一辆卡车刹车失灵，冲向路边，撞倒了阿妈和小新。小新摔到地上，失去知觉。阿妈见状大呼“救命”，正好我的速记同行聂先生路过此地，一看是我的孩子被撞昏了，马上抱起来仔细查看。见没有外伤，就把他尿尿。看见小新尿出尿来， 才放心地对卡车司机和围观的人说：“孩子能自己尿尿，看来无大碍，估计没有内伤。”

聂先生听阿妈说我去医院还没回来，就抱着小新进家，生火煮粥喂他。我得知孩子遭遇了一场车祸，有惊无险，既后怕又感激，连声向聂先生道谢：聂大哥，是你救了小新啊！

俗话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两个孩子生病期间，我又得了恶性疟疾：一连几天高烧不退，一会儿热，一会儿冷。热的时候烧到四十度，浑身冒火，头疼得像要爆炸一样。冷的时候直打寒战，浑身发抖完全不能自已，明之紧紧抱着我，竹床都会抖得吱吱乱响。

当时有一种治疗虐疾的特效药——奎宁，很贵，还买不到。过去我和孩子生病，都是徐仲航给我们送药，现在老徐被捕了，也没人给我们送药了。我情不自禁地呜咽起来：“没有老徐，没有奎宁……”

病痛难熬，而与党组织不能联系的日子，比病痛的折磨更难熬。明之安慰我说：老徐会没事的，你的病也会好的。

在明之的精心照料下，我终于又挺了过来。

百日咳，咳百日。现时有“白、百、破”疫苗，可那时没有。小放和小新得了“百日咳”，整整咳了一百天。他们生病期间，我和明之没钱给他们买营养品。当时重庆的猪肺很便宜，只有平民百姓才吃。有一天，明之上街看见有猪肺卖，就买了两叶，回家煮了一锅汤，放在凳子上凉着。我和明之忙着整理家务，忽然发现屋里很安静，感到很奇怪，回头一看，我们都愣住了，只见两个孩子站在锅边正喝猪肺汤呢！你喂我一勺，我喂你一勺，吃得津津有味， 吃得满头大汗。他们好久没尝到肉味了，这一锅猪肺汤，对他们来说比肉汤还好喝。我和明之见状不由得掉下了眼泪。同时又感到高兴和欣慰，因为猪肺汤给孩子们带来了好胃口，看来病快好了。于是我们一人抱起一个孩子，亲着他们的小脸蛋儿，一边掉泪，一边笑，真是百感交集。

懂事的小放问爸爸妈妈：你们为什么又哭又笑啊？爸爸煮的这个汤，好吃。

看着女儿的天真可爱的样儿，我不知说什么好。明之对女儿说：你们爱吃，爸爸还给你们买！

以后，明之过几天就买些猪肺回来。看着两个孩子大口大口地喝着，我们悲喜交加。没有想到，猪肺汤竟然成了两个孩子的“救命汤”。

两个孩子的病终于好了，明之开心地对我说：你看，我说没事吧？这两个小家伙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和孩子一起度过了最困难的一百多天。

熬过了徐仲航被捕之后的第一个寒冬，春天又来了。我和明之觉得“风头”过去了，可以出去串串门儿了。我们要去看望想念已久的恩师毛啸岑夫妇。

星期天，我给孩子换上一身干净衣服，高兴地喊：去看毛公公、毛婆婆喽！

毛啸岑夫妇是1942年3月来到重庆的。1938年毛啸岑回家乡参加抗日活动，1940年为躲避日伪特务绑架，举家迁至香港。1941年年底，日寇进攻香港时，中共南方局派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领导，组织营救了在港的何香凝、柳亚子等800多名爱国民主人士及其家属，毛啸岑一家三口也在其中。辗转三个月才来到重庆。他们一开始住在曾家岩，距离我们家很近。后来搬到机房街，就有些远了。但我们一家仍时不时去看望恩师。恩师夫妇有时也带独子安澜，到上清寺街75号，爬上又黑又窄又陡的小楼梯，看望我们一家人。

毛先生当着我们的面，时常忍不住痛骂蒋介石：偏安一隅，苟且陪都，只反共，不抗日！又骂贪官污吏：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我和明之听了十分痛快，心里很明白，恩师夫妇是与共产党站在一条战壕里的爱国民主斗士。不过， 当时我们并不知道，毛先生是“ 党外布尔什维克”，也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自然，毛先生夫妇也不知道我和明之同样在从事中共的秘密情报工作。不过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政治倾向是一致的，只是心照不宣而已。（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