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2) 《丹心素裹 ——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2)

腐败,迟早要垮台
在国民党的官僚衙门里,官员贪污腐败成风,发国难财,发战争财的大有人在。受名利、地位、金钱、美女的诱惑,一些意志薄弱的人,随时都会腐化堕落,陷入罪恶的深渊。
刘少奇曾说:共产党员“在他个人独立工作、无人监督、有做各种坏事的可能的时候,他能够‘慎独’,不做任何坏事”。
我和明之与党是单线联系,没有正常的党组织生活,完全靠我们的党性和自觉性,抵御周围的各种诱惑。尽管生活非常艰难,但我们一直保持“慎独”。
明之刚进入掩护职业单位“资源委员会”时,担任财务处科员。他始终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每天按时上下班,经手的账目也都清清爽爽,受到上司和同事的好评。
1944年,明之调到“战时生产局”秘书处任专员,负责出纳工作,直接经管银行存款和保险箱现钞,手头有大笔可以挪用的钱财。一个同事因生活所迫,先后两次私下暗示,要和他一起捞外快。明之装作听不懂对方暗示的话,敷衍过去了。
回到家里,明之和我谈起此事,我说:虽然我们的生活清贫,但是这种事不能干,很容易因小失大。如果由经济问题引出政治问题,暴露了真实身份,可就得不偿失了。
明之听了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
后来那位同事见明之如此“愚钝”,就忿忿不平地跟他讲起孔祥熙私分美金债券案。这是一桩轰动全国的大案。
那是1944年,美国政府委托中国政府在成都等地修建6座B-29轰炸机机场。四川省各县动用了45万民工,自带工具和90天的口粮,步行前往工地。男女民工,包括童工,用肩挑、车推的原始方法运送土石方,有的女工还背着吃奶的孩子,整天在工地上砸碎石子。机场占用了大片的良田,那是他们祖祖辈辈辛勤开垦的赖以生存的土地,但是他们说,为了打鬼子,我们连命都舍得,还有什么东西舍不得呢?90天后,6座机场全部完工交付使用。勤劳勇敢的中国人民,为祖国的解放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所做出的重要牺牲,使美国人民赞叹不已。此项工程,美国政府按一美元兑换四十元法币a的官方汇率折算,付给中国政府一亿多美元的现钞。
但是,国民党的军政要员却利用劳苦大众修建机场换来的美元,大搞货币投机。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主谋,伙同他人以二十元法币折算一美元的汇率(当时的黑市价格是一百二十元法币兑换一美元),私分了中央银行库存的美金债券,从中套取美金,牟取暴利,大发横财。然而不久事发,
a 法币,1936 年11 月,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家银行发行。
造成轰动全国的私分美金债券案。当时此案正要提交国民参政会讨论,蒋介石突然派侍从室的人来到参政会秘书处,说委员长要看这一提案,将准备分发给参政员的案情材料及原件全部提走。直到参政会闭幕,也没把材料送回来,造成提案不能提交大会讨论的尴尬局面。大会只好销去案号,一桩轰动全国的大贪污案就这样不了了之。
孔祥熙的夫人宋蔼龄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的大姐,蒋介石和孔祥熙是连襟,这就不难理解什么叫官官相护了。
明之的同事借题发挥,对明之说:大官权大,可以吃肉,小职员无权,喝点汤总是可以的吧?何苦捧个金碗要饭吃?
明之说:那也不是什么汤都可以喝的,弄不好会坏肚子。
同事见明之如此“冥顽不化”,无奈地摇摇头,叹口气说:也罢,也罢!饿肚子总比坏肚子好些。
明之回家又与我说起此事,我说:我在参政会上听到很多参政员议论, 大家都是敢怒不敢言。历朝历代,凡是腐败,那政权就要出问题了。照这样下去,国民党政府迟早要垮台!
一天下午,我奉机要处长之命,去中央训练团大礼堂为蒋介石报告做速记。这是常事,我也没多问,带上手提包就去了。参加会议的人员不多,不过有的却还是生面孔。我一时没搞清是个什么会议。蒋介石的讲话,全是些不着边际的空话,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更无主题,而且很快就讲完,到休息室去了。
我以为要散会,这时看见工作人员匆匆忙忙搬动桌椅。我问:你们这是干什么?
工作人员回答:换桌子。
我还没见过换桌子继续开会的事情,正纳闷儿,只见会议桌换成了八仙桌,有人将饭店送来的提盒摆在桌上,一个个打开,一碗碗美味佳肴呈现在眼前,很是诱人。
我见状,知道会议结束了,起身准备离开,却被机要处长张寿贤拦住:沈小姐留步。上面通知,机要人员留下来陪餐。
原来,蒋介石和宋美龄要在今晚为儿子蒋纬国“相亲”,见他的女朋友。人多点,气氛显得热烈些。
蒋介石和宋美龄再次出现,两人互称“达令”,有说有笑,显得很亲热, 很开心。这是我在他们身边工作多年很少看到的情景。
宋美龄那天特别殷勤,特别活跃,大显第一夫人的风采,和大家打招呼, 显得很周到。一些马屁精平时拍不上去,此时在委员长和夫人面前,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拍起来,奉承话肉麻之极。我远远地看着他们的丑恶表演,只觉得令人作呕。
更让我忿忿不平的是,在艰难的抗战时期,他们竟然还如此花天酒地。我一下想起家中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食不果腹的丈夫,怎能咽得下这些美味佳肴?看着别人有说有笑,大啖大嚼,我却一点胃口也没有。我的心中充满愤恨,却又不敢稍有显露,只是看着这宴席发呆。
张寿贤处长在一旁见我发呆,便轻声催促我说:沈小姐,请用,快请用吧!我这才勉强吃了几口,耐心陪餐至散席。这时,一个京戏班子进来,要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等人唱堂会。我心里好不耐烦,又要等好长时间,便对张寿贤说:处长,家里孩子小,要回家照顾,我先走一步。说着拿起手提包要走。
张寿贤说:天黑路远,再等几分钟,我们一起回去,我车子顺便送送你。我也没有兴趣啊!
当时在重庆,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也很艰苦,据知,红岩村的伙食费是每人每月三元法币(当时一个银元兑换四点五元法币),成天吃老胡豆和藤藤菜。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谈判时,看到在红岩工作的同志, 伙食比延安还差,才指示他们从三元增加到五元。
那时红岩村每月的开支账目都由董必武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的账目对不上,董老在大会上做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查。
另据有关材料记载:时任国民党侍从室第六组组长、军统特务头子唐纵在1942年7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陈立夫的儿子陈希曾悄悄告诉我:过年过节委座(指蒋介石)均有赏赐,主任一万二万不等,组长三千五千不等。”
美国记者爱泼斯坦在他的《未完成的革命》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时只要在重庆的酒楼饭馆转一转,就可以看到那里的客人衣着华丽,饮食讲究, 挥金如土……。”
这种天壤之别的生活,迫使更多的人,投身革命洪流。历史证明,腐败,一定要垮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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