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的鸽子海

 

江苏响水县水产局的张来坤来北京出差，七折八拐找到了我。十八年没见面了，重逢之时，顿觉岁月无情。如水的光阴洗去了彼此脸上青春的残痕。太阳已经向西移过我们的头顶。

老友相见，谈得最多最热烈的话题自然是陈年旧事。怀旧是人类的一种天性。

十八年前，我们曾在北海舰队的一条潜艇上当兵，都是轮机兵。一些在当时看来是那么枯燥无味的事情追忆起来竟也充满了奇妙的情趣。我们航行的那一大片海域，不像东海那样黄，也不像南海那样蓝，时常呈现出一种鸽灰的颜色，我们称它鸽子海。这名字似乎有些浪漫，但那鸽灰色的大海却给人一种凝重感。就连我们回忆起发生在鸽子海上的那些往事，也是既感到有趣，又感到凝重。记忆深井里的水珠格外咸。

我们那条潜艇当年在舰队和海军都是赫赫有名的先进单位，曾为潜艇部队培养了许多基层干部，也有军师以上的领导干部，乃至海军司令员。从我们那条艇上复员转业出去的人，后来有的当了厂长，有的当了经理，还有当公安局长的，也有万元户。不论什么样的人，只要碰到一起就会谈起过去。我发现大家都非常留恋过去的战斗生活，而且印象最深的竟是那些紧张艰苦的生活细节，和那个管理部队极严，外号“小军阀”的老艇长。连过去使大家大发牢骚的事情今天竟也变成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沉甸甸的记忆。这都是老艇长创造的。

 

作风就是战斗力。

――徐向前《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

 

我们潜艇兵出海的时候住在艇上，靠码头时就住在岸上。从码头到宿舍，从宿舍到饭堂，不过几百米的距离。可是对我们艇的艇员来说，要比别人长。

出了一天海，大家累得精疲力竭，从码头回宿舍的几百米路就显得腿有点软，每逢这时，我们就会听到从排尾传来一个非常响亮的口令：“立――定！向后－－转！正步－－走！”是艇长。那裂竹一般的声音，就不由你腿肚子不来神儿。踢吧，少废话，踢不出精神来你别想停。

去饭堂吃饭也有踢正步的时候，或者带回去重走一遭，走不出齐唰唰的声音来你别想进饭堂。这类事情常常引起我们的不满，但是慑于艇长的威严，大家只能背地发发牢骚，从不敢当面流露。都怕来个“单个教练”。

当时我们艇上有个姓赵的航海长，是个有十几年军龄的老同志，这人哪方面都好，就是少点军人的阳刚劲儿。平时说话软声细气，就连带队喊口令也有气无力的。那“立正”“向右看齐”的口令到了他嘴里像在跟人说话，他喊的队列自然就没有生气。向右转靠腿不齐，齐步走踢哩踏啦。有一天艇长终于忍不住，当众给他一个难堪：“带的什么队？不用你带，入列！”然后亲自下口令：“一（！）二（！）一！！”只一嗓子，队列马上变了模样。多少年之后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会想起拿破仑的那句名言：一头狮子带领的羊群要比一头绵羊带领的狮子更有战斗力。

 

精神因素只有用内在的眼力才能看到……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许多怕晕船的人都以为当潜艇兵幸运，潜艇潜在水底下，不必承受涌浪颠簸之苦。其实不然，潜艇并不是所有时间都在水下航行，也有水上运动科目，因此潜艇兵也有个克服晕船的问题。

艇长不晕船。当时大家都这么说。我们那个军港离潜艇训练海区很远，航道上要跑两个来小时。如果天气不好，我们常常会吐得天翻地覆。我们都希望快点到海区，快点下潜，然后就猫在海底下别再上来。可是艇长偏偏和大家过不去，他从没有因为天气恶劣而可怜下属少操一个水上科目，倒像是天气越坏越来劲儿，一会儿上浮一会儿下潜，不少人叫苦连天呕吐不止，常常搞不清某个时刻身在水上还是水下。

有一次我们出海训练，原计划夜间在灵山锚地抛锚，第二天接着训练。到了海上艇长忽然改了主意，晚上不去锚地了，就在海区抛锚。那天晚上海面涌浪很大，鸽灰的颜色格外重，艇晃得很厉害。大家心想，这个晚上等着倒霉吧，谁也别想睡安生！放着风平浪静的锚地不去，艇长安的什么心？

事情过去之后我们才知道，艇长就是想让大家在海上好好晃一晃。有人总结说：晕船这玩艺才邪哩，越怕越晕。很显然，艇长就是故意断了你的退路，让你硬着头皮去迎接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那天晚上正好轮到我担任艇内值更。零点接更，三点交更，每半小时检查一次舱室情况。从一舱到七舱，每个舱室都有罐头盒子赃物桶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叮铃咣当滚动的声音、水兵们都攥紧了吊铺的链条躺在那里荡秋千。我敢说那天晚上谁也没有睡好。到处都是无可奈何的叹息声。那天晚上我的最大收获就是写了一首后来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小诗《斗风涛》。那个时候我已经不大晕船了，所以我可以在风嘶浪吼的夜晚生出一种诗情。

当时我们艇上有几个晕船大王，最厉害的是我们班的小马。他几乎没有一次出海不交“公粮”。他的战位上总是常备一只小赃物桶，其用处不言而喻。我们都认为他是锻炼不出来了，不免为他感到悲哀。可是在被艇长毫不客气地晃了几次之后，奇迹出现了，小马不仅战胜了晕船呕吐，而且有一次在八级大风的天气里还非常从容地吃了一根大葱。怕晕船的人决不敢在海上吃大葱之类刺激性的东西。艇长不失时机地对他进行表扬，并将他的事例在艇上讲了好几年。

我们一直以为艇长是不晕船的，因为大家都那么说。十几年后，在他进入北京西郊那座米黄色建筑担任领导职务的时候，有一次他的秘书告诉我：“谁说首长不晕船，上次我们随xx舰出海，我就看见他吐了一次。”我愕然。这可有点新鲜。后来我见到老艇长，禁不住问他：“听秘书说你也晕船？”他笑笑：“不晕船的人是没有的，只是程度不同。当艇长的时候，责任重，顾不上晕船。”这句话让我回味了很久。

 

军官们作出榜样，士兵就会跟着干了。

――加里波迪《加里波迪回忆录》

 

在常规潜艇上，轮机是最脏最累最苦的一个专业，又是十分重要的一个部门。主机是潜艇的心脏，主机不转了，潜艇无疑就是一堆废铁。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艇长特别重视我们轮机班，有事没事常到我们班坐坐。那年月政治学习特别多，艇长总是参加我们的讨论。说是讨论，更多的是我们听他神聊。他看的书很多，记忆力又惊人的好，古今中外天上地下的事情他知道的特别多，我们都喜欢听他聊，一个下午很快就轻松地过去了。别的班很羡慕我们，甚至有些嫉妒，可是没办法，艇长的组织生活在我们轮机党小组，党费还往我们这交呢！

艇长抽烟很厉害，一天两包。要是到我们班参加政治学习，抽得还要多，多出来的大都是被张来坤他们抽掉了。张来坤和艇长是“烟友”。他并不小气，客观上却常占艇长的“便宜”。别的班的战士都有点怕艇长，像老鼠怕猫。只有我们班的战士不怎么怕他，偶尔还和他开开玩笑。但是我们都非常敬重他，张来坤更是对他敬佩得五体投地。

那年我们艇进厂坞修，工人们在纷纷扬扬闹革命，没有人来搞生产。潜艇趴在船坞里晒太阳，好孤独。如果就这么晒下去，坞修时间要比小修还要长，全年的训练就要泡汤。艇长在支部会上说：“光等不行，能干的项目我们自己干，不能干的项目我们请两个老师傅来领着干。”于是，一场自修潜艇的战斗打响了。

那天，张来坤按分工钻进速潜水柜除锈。水柜里空间很小，人在里面几乎转不开身子。张来坤进去之后不一会儿又钻进来一个人，在他上面，不知是谁。当时正值初夏，水柜里气温很高，干一会儿就浑身冒汗。水柜下部有个海底门，和外面通着，从那里可以吸到新鲜空气，甚至还能感觉到阵阵凉风。张来坤干一会儿就到那里透透气，悠哉悠哉。后进来的那个人却在上面一个劲地干，一刻也没歇。张来坤看见潜艇固壳上流下来一道小水流，毫无疑问，是汗。他不免动了恻隐之心，想叫那人下来歇歇。喊了两声，没反应，到处都是叮叮咣咣敲铁锈的噪音。于是他向上爬去。近了，他忽然怔住了，在昏暗的工作灯的灯影里，他看到了一张布满汗水和油污的脸--是艇长！他悄没声地退回去，叮叮咣咣地敲起来。直到收工，他再没到海底门那儿去通风。多年之后回忆起那天的事情，他仍然情不自禁地大叫：“那天累死了！”

那次坞修没有误期，潜艇按时出厂，创造了潜艇修船史上的新记录。

 

军队的将领应该尽可能地提高自己部队的士气，使他们和主将具有同样的热忱，一意以击败敌人为其信念。

――约尼尔《战争艺术》

 

看来我不得不提到我们当年驻防的那座城市青岛了。因为下面我无法回避青岛这个词。我知道谈军队时带上地名是犯忌的事情。

在“史无前例”的那些年里，青岛这座美丽的城市政治形势和经济形势都不怎么美妙。社会秩序混乱，工厂产值下降，前面提到的船厂里没人干活就是一例。但是有一家小厂 -青岛肥皂厂却像是一块远离尘嚣的净土，全然没有社会上的那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工人按时上下班，厂内秩序井井有条，产值也是稳步上升。艇长不知道怎么知道了这个地方在一个星期六的下午，利用党团活动的机会，把我们全体艇员都带了去，用当时的说法叫“参观学习取经”。

“青岛的天，青岛的地，人家青岛肥皂厂能够做到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参观回来，艇长慷慨激昂地向我们发了一大篇感慨。十几年过去了，别的话都忘记了，只有这几句话老在我的耳边铮铮作响。那时候我们码头上的情形也有点像青岛市差不多，闹哄哄的。艇上有人认为随大流算了，何必搞得那么“特殊”？从肥皂厂回来以后，谁也不提随大流的事了。

那时候，由于船厂工人不上班，潜艇失修情况严重，在航艇很少，其中完成全训能够担任战斗值班的艇更少。我们艇则长年担任战斗值班任务。有一次，海军在旅顺搞大演习、我们艇负责主攻，将施放战雷。全艇上下士气非常高涨。可是预演了很长时间，就要去旅顺集中，准备正式演习的时候，忽然有一个同志生病了，怀疑是肝炎。卫生部门对全艇同志进行检查，结果竟有近一半的人转氨酶偏高。全艇七个军士长，其中有四个转氨酶高到需要隔离观察的程度。

一艇哀兵。

跃跃欲试半天，在即将发起总攻的时候撤下阵来，岂能不哀？

忽然一阵急促的哨音，全艇同志集合。

气氛庄严的，无疑于总攻之前的誓师大会。艇长讲话。

“我们支部研究过了，并得到上级批准，演习我们照样参加。虽然演习有预备队，但不如我们准备的充分。虽然眼下形势对我们完成任务不利，但也是锻炼考验我们的好机会，如果打起仗来，那是没有什么条件可讲的！四个军士长不能出海，班长顶上来！”

顿时，士气大振，全艇上下摩拳擦掌，嗷嗷叫。

我们轮机军士长张地岭因转氨酶偏高被医生剥夺了出海的权力。我当时是班长，义不容辞地顶了上去。我很自豪，军士长却很遗憾，甚至流了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动情处。

几年前，我们潜艇正要远航，张地岭即将分娩的妻子千里迢迢赶来部队，老家没人照顾，她希望丈夫能尽尽责任。可潜艇出海也需要他。军士长一筹莫展。

艇长来了。

“张地岭，把你爱人生孩子的事交给我家属你放不放心？你一个男人，就是在家也不会伺候月子。”

于是，艇长的妻子给张地岭当了一个月的保姆。

远航归来，张地岭惊喜地看到，妻子丰腴，女儿水灵。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工作，他没有理由不努力工作。可是关键时刻，却又碰上了倒霉的转氨酶！出征前他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保证主机正常运转，一定……

毫无疑问，主机正常，演习成功。

如今，十几年过去了，我们那条潜艇已经退出现役，我也离开了鸽子海，我们艇上的那些人已走向四面八方。但是不管走到哪里，只要一见面，就会显得格外亲切，就会津津有味地追忆鸽子海上的那些岁月。是的，怀旧是人的一种天性，可是我们到底怀念过去的什么？

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一个从我们艇调到别的艇上工作的战友说过的话：在老艇上觉得太紧张，到了新单位倒是轻松，可老像穿了一条没有系腰带的裤子。那么，老艇长给我们的仅仅是一条腰带？

也许，鸽子海知道。

 

1990年7月10日于北京

 

（原载《海军文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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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报告文学集】

《蓝色的飞旋》

作者简介

李忠效，笔名：钟笑。原海军政治部创作室一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1955年11月出生，1969年12月入伍，2016年6月退休。历任潜艇轮机兵、轮机班长、轮机军士长、宣传干事、创作员、潜艇副政委、创作室主任等职。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1978年开始从事专业创作，1989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著作有：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我在加拿大当律师》、《联合国的中国女外交官》、《丹心素裹－－中共情报员沈安娜口述实录》、《“瓦良格”号航母来中国》，长篇小说《酒浴》、《翼上家园》、《从海底出击》，作品集《升起潜望镜》、《蓝色的飞旋》、《核潜艇艇长》等20余部，并有电影《恐怖的夜》（编剧），电视连续剧《海天之恋》（编剧）、文献纪录片《刘华清》（总撰稿）等影视作品多部。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