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8艇的失事，教训是极为深刻的，充分暴露出训练管理中许多漏洞。当然，发生了事故，也要有人承担责任，东海舰队司令陶勇把全部责任揽在自己身上，支队长张震春受到纪律处分，以至于在以后16年的时间里职务一直没有得到提升。

尽管邢佩信副支队长对418艇沉没事故经过讲得很细，但从他讲述的口气和神态来看，我理解还是有些保留，我也不便深追。但在我心中，唯一幸存者王法全同志是如何逃生的？如何被打救的？后来命运如何等?仍然是个谜。

在以后的岁月里，凡是有关王法全同志的任何新闻、那怕小道消息我均极为关注。没料想，两年后的一天，真还有奇迹发生，我竟然与幸存者王法全同志同居一室，而且还成了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1983年10月25日那天，我因被海军体检组怀疑患有重大疾病而住进海军401医院空潜科。参军十几年，我还是第一次享有如此高的待遇。办理完入住手续，我提着行李箱，在护士的引导下来到空潜科1号病房。也许因为是治疗时间，病房几乎空无一人，唯独我对面的床铺上躺着一个身着白色病号服的中年人，他半躺半卧，闭着眼，也不知道睡没睡着。正巧，我艇战友顾锡良同志也在空潜科住院，他得知我也入院了，便匆匆跑来，一边帮我整理行装，一边朝着对面躺着的那位哝哝嘴，示意我看看。对于他的举动，我没明白什么意思，于是，他干脆把我拉到门口，小声地对我说：“你对面那个老同志，就是原418艇失事后唯一的幸存者，王法全。” “什么？他就是王法全，怎么可能呢？”我惊叹的说。“是的，就是他，没错”，顾锡良非常肯定。看来，世界太小了，平日里想找想见的人，今日竟在病房里偶遇，而且还成了同房的病友。真是应了一句古话：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随着同室病友地陆续归来，1号病房顿时热闹起来，大家说说笑笑，毫无拘束，看来，这里的病友早已成了战友、朋友。也许是大家的欢声笑语惊动了原来躺在床上的王法全同志，只见他打着呵呵，慢慢坐起来，随后下床朝门外走去。这时，许多老病友都主动与他打招呼，称他为“老王”。我仔细打量着这个传奇式人物，年龄50岁上下，大高个，胖胖的，脸色显得有些苍白，一副有气无力的神态，走起路来慢腾腾的，似乎行动不便。见此，我不由暗想，他怎么会成这个样子呢？

当天晚饭后，顾锡良陪我在院内小树林遛弯，我问他说：“你是这里的老病号了，与王法全同志熟吗？” “不算熟，他这个人平时话少，不善于交际。” “你问过他关于418艇失事的事吗？” “问过，他不说，再问他就摇头，伤感落泪。”看来，他这个人对有关418艇的事反应还是挺敏感的。

尽管我很想从王法全那儿问些情况，但考虑再三，还是决意不急于求成好，以免伤到他的痛处，引起误解。但我还是有心与他接触，希望能成为无话不谈的好病友。

一日三餐，他在哪个桌上吃饭，我也凑到哪个桌上吃饭；他吃饭慢，总是最后一个离开饭堂，我也陪着他慢慢吃；他在院内散步，我就与他结伴而行；偶尔还与他一起学习鹤翔庄气功，不过，他对练功似乎并不上心，只是出于好奇，比划几下子了事。开始，我们两人几乎不讲话，后来渐渐多了些，他听说我是核潜艇的领导，高兴时也向我询问一些核潜艇的情况。就这样一来二往，渐渐熟悉了，我们谈论的话题逐步深入广泛，有关418艇失事的具体细节，便在多次交谈中浮出水面，他告诉我说：

发生撞艇事故后，我们艉舱便与指挥舱失去联系，不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后来四舱灌满了水，又蔓延到五舱、六舱，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按损管要求，忙着排水堵漏。那时，防水门还好，关得死，可穿舱管线就不行了，怎么也封不住，水就越积越多，再加上断电，艇内漆黑一片，我们就更没治了。由于我们与指挥舱信息失联，无法得到任何指示，论年龄我最大，论军龄资格我最老，也只好挑头负责。我借着应急灯微弱的光线，征求大家的意见，商量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大家说只有逃生一条路，其中一个舵信兵非常坚决地说：我中午上舰桥值班时，发现咱们艇距“东福山”不远，我们肯定是搁浅了，你们看深度计指示只有3米，钻上去，我们游泳上山吧。那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听了他的话，都觉得有理，谁也未想到实际水深将近40米呀！（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