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水下坚持了十多个小时后，决定弃艇逃生。大家穿戴好“48”型单人救生器后，先派一名同志钻进闸套，打开升降口上盖，而在开启的瞬间，大量海水便冲了进来。由于当时大家想得都很简单，因而准备不足，结果出了问题。我是最后一个出水的，当时，我想得比较多，担心水中遇到鲨鱼怎么办？浮到水面没人打救怎么办？肚子饿了怎么办等，因此，就随身多带了一些东西，如罐头、刀具、工具袋等。我离开艇后，顿时就觉得不对头，水深3米，不至于把耳膜压得生疼，浑身难受，猛然间想到，我们可能把水深搞错了。这时我明白，必须控制住上升速度，可毕竟随身携带的物品有限，又没有任何抓手，并不能达到自主控制的目的，而只能起到延缓的作用。上升的速度随着水压的减小越来越快，到最后就像有一种强大的力量推着一样，“腾”地一下子弹出海面。

海面黑乎乎的，视距很差，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只觉得风呼呼地刮，海浪一个接着一个劈头盖脸地打过来，冰冷的海水冻得我直打颤。此时此地，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没有目标，没有方向，任何行动都显得多余，也只有听天由命了，那时，我就这么想的。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我忽然间看到舰船上的灯光，就拼命地游过去。这时，水面舰艇也发现了我，急忙放下舢板，可由于风浪太大，舢板上划桨划断了，也未能靠近我。没办法，他们就扔救生圈给我，还是没奏效，救生圈随着风流飘走了。最后一赌，舰上甩过来一根撇缆绳，强烈的求生欲望告诉我，那怕一根稻草也要死死抓住，有幸的是，我抓住了缆绳，死死不肯松手。那时，我块头大，再加上救生器等物品，总重量超过200斤，甲板救生人员拖着绳子把我拉到舷边，无论他们怎么拉，怎么拽，早已筋疲力尽的我，也爬不上高高的甲板。此时，我双手疼得厉害，好像被缆绳勒断了骨头一般，我怕失手，就用牙齿咬着缆绳。最后，还是几个穿着救生衣的舰员，在下面托着我，上面拽着我，好不容易才把我拖上甲板。

就这样，我得救了，可我的两颗门牙却牺牲了。至于后面的事，我什么也记不得，都是后来听说的，直到在上海411医院从高压氧舱中醒来。

为抢救我的生命，部队尽了最大努力，各级首长都给了我极大关爱。罗瑞卿总长指示：“组织力量抢救，谁也不能让他死，谁给弄死了谁负责。”肖劲光司令说：“分秒必争，救人第一，首先输氧。”特别是从青岛赶来的关医生，陪着我在高压氧舱度过数个日日夜夜，直到我脱离危险。

当我苏醒后，就打听我艇老首长、老战友的情况。开始，怕影响我的身体恢复，医生、护士都支支吾吾，打掩护，前来探视的首长也不言语，谁都不肯告诉我实情。但从他们的神态可以看出，可能出大事了，可怎么也没想到，出了天大的事，全艇38位战友全部牺牲，仅活下我一个几乎半残废的人。当首长将这一不幸消息告知我时，我禁不住号啕大哭，声泪俱下，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想死的心都有，谁劝我也听不进去。我反复叨叨，怎么会这样呢?朝夕相处一起摸爬滚打的首长、战友，转眼间全没了，就留下我孤独一人。老天爷，这不公道啊！我恨天怨地，更令我痛心疾首的是，与我一起出水逃生的另外9位战友，无一幸免。我悔恨啊！要不是我的指挥失误，如果我能把问题考虑得再细致一些，也许他们会像我一样，躺在病房里，留下半条命。（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