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

“你上庭时，为自己辩护，是不是无法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思?”

“是的。”

我心里马上有数了，迈阿密的拘留所有六百张床位，远没有住满。这个人如果关在迈阿密，一时半时放不出来。而纽约的拘留所当时只有一百张床位，如果把她的案子弄到纽约，很容易放出来。但我必须找到将她的案子移到纽约的理由。这一点，我从和她一谈话就已心中有数了。

上庭的时候，我要求将此案转到纽约审理。

“为什么?”法官问。

“因为迈阿密没有客家翻译。”

“怎么没有?找一找嘛!”

法庭很快找来了翻译。一看此人，原来我认识。我知道这个翻译不行。原来客家话有三种，一种是梅县的客家话，一种是保安的客家话，还有一种我说不准确。这几种话不同，但他们互相之间能听懂。只是，要准确翻译，就不一定了。但法庭上的翻译，必须强调准确。

我就准备在“准确”这两个字上作文章了。

我上庭时对法官说：“问他们问题，试试看嘛，看他们能不能沟通。”

翻译用客家话问我的客人问题，都是原来材料上涉及到的。徐小姐对我说：“他讲的客家话不是我们那种客家话。”我让她用她的客家话去回答。回答之后，翻译也没有译对——我对照着材料上的文字，一一发现了他翻译的差误。

我以此为由，向法官提出：“这位客家话翻译不行，他不能按法庭要求，准确无误地翻译。”

翻译说：“是，她的客家话与我们不是同一个客家话。”

由于找不到更好的翻译，此案只好延期。但此间，代表政府的律师，根据我的客人的记录材料，发现在迈阿密入境时，她曾通过电话和纽约的一个会讲汉语的移民官谈过话。根据这一事实，政府律师提出我的客人徐小姐会讲国语，否则的话，那位移民官怎么做电话笔录?

上庭的时候，法官通过电话向纽约的移民官取证。大家通过扬声器都能听到。

首先是政府律师说：“你是张检察官吗?”

对方说：“我是，是张检察官。”

“你记不记得三个月前，有一个叫徐婉芬的中国小姐，在迈阿密机场入境时，你为她办过入境登记?”

“是的，我记得。”

“你记不记得她是用什么语言说的?”

“我是在台湾出生的，我只听得懂国语，所以她只能跟我讲国语。”

“是吗?你不会讲客家话么?”

“当然，我不会讲客家话。”

政府律师显得很高兴，很得意，说：（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