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被停职审查期间，最使我感动的是，周希汉副司令员不怕受牵连，处处为我说好话。

    我为组织领导第一艘核潜艇试验，经常到各省市进行协调，有的人说我是“逃避‘文化大革命’”，“用生产压革命”，“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单纯技术观点”等等。

 

    周希汉义正词严地对一位领导干部说：“叫谁去组织领导试航都不去，说得难听点就是怕死，怕担责任！叫陈右铭去，他二话没说就去了，而且他唯一的哥哥病故都没回去看看，一心在现场领导试航。各省市、工厂、研究所都是两派对立，闹得无法进行科研、生产，他领着办公室的人员冒着挨打、挨批斗的危险，忍饥受冻到处跑，乘火车有时连坐位都没有，还全国各地进行协调，抓生产，抓科研，你们还批判他是‘逃避文化大革命’，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这太不公平了嘛！”

 

李忠效插叙──

陈右铭6岁死了母亲，9岁多死了父亲，哥哥是唯一的亲人。他本来还有一个妹妹从小被卖，离家与当地的一个学医的青年结婚。后来他妹夫被人拉到国民党的驻军部队当差，1949年国民党撤退时，妹妹便和他们失去了联系。

 

1974年4月1日，陈右铭正在参加核潜艇试航的时候，他得到消息：哥哥死了，是胃穿孔，因为“文革”期间医院秩序混乱，没有得到及时医治。哥哥死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再看一眼多年没见面的弟弟，可是没能等到弟弟回来就永远地闭上了双眼。

 

    老家来电话，打到家里，想要他回去和哥哥告别。电话是他的老伴胡志江接的。老伴马上给他打电话，把这个噩耗告诉了他。

    当时试航正处于紧张阶段，所有试航情况都是他在第一线负责，实在离不开。

    试航领导小组副组长孙寄尘、高世荣对他说：“你回去吧，回去看看你哥哥再来。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什么时候试验。”

    陈右铭想：核潜艇试航，这么重要，怎么能停下来，我怎么能回去呢？

 

他打电话跟老伴说，让大女儿陈晋南代表他回去。他忍着悲痛在电话里对大女儿说：“我在海上，工作走不开，回不去，你全权代表替我给你大伯送葬。”

 

    陈右铭没有会去参加哥哥葬礼这件事在当地反映很坏。老家的人根本不相信，出什么海能出这么长时间？他们对陈晋南说：“共产党就不讲人情了？你父亲一点人情都不讲的，他家里没有亲人，就这么一个哥哥死了，他还不回来。”陈晋南无法回答。

 

1981年两岸通航后，陈右铭失散几十年的妹妹从台湾回到湖北老家。他这才知到妹夫一家人1949年去了台湾。妹妹回乡探亲、祭祖，从老家人口中知道了这件事，非常生气。妹妹几次对他说：“我对你最大的意见，就是大哥死了你都没回来看一眼，太不近人情了。”

 

    不过，陈右铭并不后悔。毕竟他是为了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不能脱身，他想，如果哥哥地下有知，也是会原谅他的。

 

陈右铭自述－－

    经过几个月的揭发批判，也没揭发出我的什么问题，最后海军党委以“有些问题未搞清楚，在工作中继续检查交待”为结论，又恢复了我的工作。

 

    我没去计较到底什么问题没搞清，自然更不会“在工作中继续检查交待”什么，只要让我继续搞核潜艇工程，别的可以忽略不计。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甚至都没想起要海军为这桩冤假错案平反昭雪。但是海军党委倒是还记得这件事。1979年，海军党委为此事专门发布了平反通知，特摘录如下：

        

中 国 共 产 党

                        海军委员会（通知）

       中国人民解放军

 

关于为于笑虹等同志被“四人帮”诬陷参与上海“4·12”

炮打事件的平反决定

 

    1968年4月12日上海人民发动了炮打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革命行动，被“四人帮”诬为反革命事件。他们对广大革命群众进行了疯狂地镇压。三、七院的一些领导同志和群众也身受其害。现在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反党集团，揭露了他们的一切阴谋活动，所谓“4·12”炮打事件已大白于天下。

    海军党委1973年3月20日关于“坚决贯彻执行春桥、洪文同志批示，认真调查处理七院刘振玉等人参与上海‘4·12’炮打事件严重问题的报告”是根据特务分子张春桥和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黑批示作出的。该报告及其四条决定是错误的，应予撤消。海军党委1974年6月8日贯彻王洪文的黑指示对7院的“传达提纲”（其中也有“炮打”事件的内容）是错误的，也应撤消。

    为使因这一“炮打”事件而受害的同志得以平反，特作如下决定：

    一、（略）

    二、当时七院领导于笑虹（原七院院长后为三院院长）、李书祯（七院副政委）、陈右铭（七院副院长）、袁意奋（七院政委）……等同志因这个问题而受指责的诬蔑不实之词应予以推倒。个人写的检查材料退还本人。组织上整的材料一律予以销毁。

    …………

                   海军党委

                   1979年1月11日

 

陈右铭自述－－

说实话，我虽然不喜欢张春桥这个人，但我也确实没有想要颠覆“上海红色政权”的企图。在他们说张春桥是叛徒的时候，私下里我讲过“但愿如此”的话。那是背地里说的，他上哪去查？同时我也告诉他们，没有证据不要乱上街，要犯错误的。

 

    后来有人分析，上海张春桥、马天水等人之所以老是找我和七院的麻烦，除了我曾经两次得罪马天水之外，很可能与陶勇之死有关。

    陶勇是海军东海舰队司令员，与上海市原市委书记陈丕显关系很好，“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当他听说陈丕显被抓起来了，非常气愤：“说他是走资派，杀了我的头我也不信！”他还亲自闯进市委机关，要找张春桥把陈丕显弄出来。他在市委大楼上上下下找了个遍，逢人便问：“张春桥在哪儿？”始终不见张春桥的踪影，只得罢休。

 

    1967年1月21日，陶勇像往常一样上班，并处理了很多工作，没有任何不正常迹象。但是下午两点半，有人突然在舰队招待所后楼花园的井里发现了他的尸体。这口井是用来浇花用的，井口宽不及人肩，水深不没人头，可是一生坦荡，作战骁勇的战将陶勇，却在这口浅井里不明不白的死了。有人说他是自杀，但是了解他的人都说他不会自杀。

 

    陶勇死后，那些恨他的人连他的尸体也不放过，把他的衣服扒光，用笤扫在尸体上面涂墨汁，在脸上画黑叉，还腰围麻袋，拍成照片，到处展览……

 

    陶勇将军的夫人朱岚是七院下属的上海711研究所办公室主任，711所的同志对陶勇的情况也比较了解，他毕竟是一个为共和国立下功勋的战将啊，他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就从那些法西斯暴徒的黑爪下，把陶勇的尸体抢了出来。从此便与上海拥护张春桥的造反派结下了。

 

    我和711所的田震环所长关系很好，我到北京工作以后，每次去上海几乎都到他那里去看看，于是他们那里发生的事情，就与我连上了。

 

    后来我对海军×副政委说：“你们说我要颠覆‘上海红色政权’，我颠覆‘上海红色政权’干什么？我去当那个革委会主任、副主任？他比我这个官大多少啊！再说我是海军，我颠覆了他，我也当不上革委会主任。你们就不用脑子想一想啊！”（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