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忐忑不安地说：朱家骅已同意安排我到中央党部秘书处的机要处当速记员，但他说，只有国民党员才能在中央党部任机要速记员，事情来得太突然，来不及请示，又不能稍有犹豫。我就同意加入了。董老，你看我……

董必武笑了笑，对我说：朱家骅已同意你进入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机要处的速记员，这就“打入”了。至于加入国民党的事，你做得对。一个情报人员，就是要机警灵活，要有随机应变的能力，特别要善于隐蔽自己。这是情报工作的特殊需要，有了国民党员的身份，才能取得信任，长期立足。至于你要求加入共产党，我们一定会认真考虑。

听董必武这么一说，我如释重负，感觉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心中仍感别扭：进入了国民党机关，那些抗日爱国青年会怎么看我呢？

“你是不是还有顾虑？”董老关切地问，像是看穿了我的心。“记住，今后你要学会忍辱负重。忍辱负重，懂么？”董老加重语气说。

★1938年6月，朱家骅介绍沈琬等特别入党的相关文件（台湾国民党党史馆保存）

我点点头。我从心里佩服这位充满智慧的长者。后来在中央党部工作时， 我每当遇到难题，就会以董老的嘱咐自勉：“忍辱负重”，心中便会增添力量。

从“八办”出来，我立即去了邮局，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我给明之发电报，要他尽快来武汉。

在国民党“特别入党”的党证批下来之前，朱家骅安排我到他主管的“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工作。当时负责“庚款会”日常工作的秘书长是朱家骅的亲信杭立武，朱家骅让我任杭立武的速记秘书，给我发一份工资， 并在该会女宿舍给我安排了一个床位。接着我就从王汝琪那里搬了出来，并再次给明之发电报，催他立即来武汉。

在此之前的4月上旬，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制定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条例第一条写道：“国民政府在抗战期间，为集思广益，团结全国力量起见，特设国民参政会。”根据条例规定，参政员总额220名，由各省市及团体遴选“著有声望，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担任”，并经国防最高委员会核定。

a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便于 1947 年 5 月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

中共方面参加第一届一次会议的参政员是毛泽东、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董必武、林祖涵（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除毛泽东因事请假外，其他六人出席了会议。（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