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人中，我已经在“八办”见过四位，只有林伯渠、博古是第一次看见。当时，董必武、吴玉章和林伯渠都已年过半百，王明、博古和邓颖超只有三十多岁。

大会由议长汪精卫主持。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早年在日本追随孙中山， 成为同盟会的中坚。1910年3月因刺杀清朝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入狱，被革命党誉为大英雄。辛亥革命之后，又与孙中山一起发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在国民党内享有很高的威信。孙中山逝世后，他接替孙中山成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因受蒋介石的排挤，他曾多次出国“休息”。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出任国民党总裁，汪精卫当了个副总裁。随后出任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才貌双全，被誉为国民党领袖中的“美男子”。在参政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汪精卫，发现他的口才确实不错，古文功底很深，讲话不用讲稿，记录下来一字不改，就是一篇完整的文章。

在这次大会上，我更多关注的是中共领导，我尽力抑制兴奋的心情，专心致志聆听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政策和主张，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讲述八路军、新四军和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队英勇抗击日寇的事迹，深受教育。我也亲眼看到中共代表如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既团结、又斗争的策略，深受启发。

在速记中共代表的发言时，我的心情非常舒畅，他们的讲话义正词严，坚定有力。而国民党代表的发言，多是陈词滥调，少有新意，有的话让人听了心里生厌。但是，从事秘密情报工作已使我养成了一种职业习惯：凡是听到有情报价值的讲话，不管多么令人生厌，我都会马上全神贯注，流畅准确地记录下来。

会议休息时，中共参政员与大会工作人员亲切交谈。我不便靠近，只能远远地多望他们几眼。我能感受到笼罩在中共参政员周围的那种友好氛围，那种亲和力。我也利用这次会议，跟在老速记员后面，恰到好处地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寒暄致意。

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的指示，我连续给明之发了两封电报催他速来武汉。不巧的是正好浙赣铁路局派他去宁波出差，因此明之没有及时看到电报，直到8月初，他才赶到武汉。

当明之知道我找到了“八办”，并受党组织的派遣，即将进入国民党高层机关做情报工作，他高兴万分。

我将在长沙参加妇女训练班、武汉路遇鲁自诚和去八路军办事处接受了特殊任务前前后后的情况，全都告诉明之，特别详细讲述了在“八办”见到董必武和周恩来的过程，明之听得入了神。

我说：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党，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今后的一切都有了希望、有了方向。我们要遵照党的指示，做好充分准备，迎接新的特殊任务。

明之感叹道：你比以前成熟多了。

1938年8月，明之刚到武汉没几天，形势就变得日趋严峻起来。日军步步进逼，作为全国抗日运动中心的华中重镇武汉，正面临陷落的危险境地。

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得知国民参政会包租了一条轮船，准备将参政会迁往重庆，便立即通知我，让我和明之设法搭乘参政会的包船离开武汉。董必武特别关照：华明之来不及在武汉向“八办”报到，可到重庆后再接党的关系。他还嘱咐我：抓紧时机办好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手续。不要只看到眼前的国共合作，今后形势还会变化，斗争也会更复杂，情报工作非常重要。要随时注意形势变化，注意隐蔽、保密。另外，你们夫妻俩不要同时在我党公开机构露面。

我根据董必武的指示，立即去参政会秘书处，请求搭乘参政会的包船去重庆，很快便得到批准。“庚款会”领导也同意了。于是我和明之匆匆收拾了行李，准备离开武汉。（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