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达重庆以后，朱家骅安排我先去“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报到，我和明之住在该会西二街22号的宿舍。然后我马上去找已在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上认识的中央党部秘书处机要处的处长、科长，以及速记同行打听消息，目的是早点办理“特别入党”手续，正式成为中央党部的速记员，以便马上投入特殊的秘密工作。可是，1938年秋天的重庆，已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大大小小的官员都在忙着抢房子、抢官职、安置家眷，工作没有头绪，我“特别入党”的手续未能及时办妥。

到重庆后，我在明之的帮助下，很快就找到了“八路军、新四军驻重庆通讯处”(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通讯处”同时改为“八路军办事处”，正式对外公开挂牌）所在地——机房街70号。由于在离开武汉时，董必武就交代我嘱咐明之，不要夫妻俩同时在我党公开机构露面。因此，我独自一人去了“通讯处”。我之所以要去“通讯处”，为的是让党组织知道我的落脚点，以便联系。

我到“通讯处”一看，房子很小，地处闹市，门前人来人往，看样子还没安置妥当，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在收拾办公室。我没有见到一位领导，也没有久留，便退了出来。

那时重庆的抗日气氛很浓，抗日救亡文化活动十分活跃。像我在武汉时看到的一样，到处都有演讲会、读书会，大街小巷贴了很多抗日标语。如“向前走，莫退后，拿我们的血与肉，去拼敌人的头”等等，十分震奋人心。街头还经常看到宣传抗日的活报剧。

明之和我到重庆后，很自然地就被卷进了抗日宣传的洪流。明之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在临时宿舍也待不住，便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歌咏研究社的活动。歌咏研究社，一半是本地人，一半是“下江人”（指长江下游的人），都是爱国青年，专唱救亡歌曲。歌咏社有个训练班，由贺绿汀等音乐家任教。明之是个男高音，嗓音高亢洪亮，他被大家推举为领唱和指挥。他组织能力强，能团结人，虽然年龄不是最大，但大家都叫他“华大哥”。于是他很快成了歌咏社的主角、骨干。歌咏社都是晚上活动，或者是周日到重庆郊区乡镇演唱救亡歌曲，演出活报剧。

★1938年秋，沈安娜（后排着浅色风衣者）、华明之（前排蹲立者左一）参加抗日宣传活动

就在这时，明之经人介绍，认识了从武汉撤退来重庆的“东北救亡总会”的徐仲航。当时徐仲航住在“青年会”的二楼，晚上常下楼到歌咏社坐坐。他注意到领唱的男高音华明之，思想进步，举止稳重，谈吐不凡，比较可靠， 就开始接近他。我当时在“庚款会”上班。我虽然很羡慕这些活动，但是我明白，自己不久要进入秘密工作，因此没有公开参加进步组织，只是偶尔在晚上到歌咏社跟着明之等人学唱抗战歌曲。不久也认识了徐仲航。开始徐仲航并不知道明之和我是夫妻，彼此都不清楚对方的真实政治面目。唱歌结束后，徐仲航有意留下明之和我，以及另外几个比较活跃可靠的进步青年，和我们谈形势，宣传中共统一战线的思想，还学习讨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这本书我和明之在杭州时已读过，现在经徐仲航辅导，理解得比以前更深了。我们觉得老徐的理论水平很高，对他更加佩服。徐仲航是东北人， 性格豪爽，待人热情，有一副侠肝义胆。我、明之和那些进步青年都非常尊重他，称他“徐大哥”。

★1938年秋冬，沈安娜、华明之在重庆嘉陵江畔（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