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到重庆的我和明之，与来自祖国各地的流亡青年和政治精英聚集在一起，被这里的政治气氛所感染，很快适应了重庆的气候和生活，并融入了浓厚的抗日氛围之中。

重庆，由于它特殊的地理位置，成为国民政府的“陪都”。当时日本军队已侵占了大片中国土地，兵力已十分有限。1938年10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特别入党”——打入国民党

不久，中央党部的速记同行告诉我，我“特别入党”的手续很快就要办妥了。他还告诉我，10月下旬，要召开一届二次国民参政会，我会继续担任会议速记。我和明之意识到，马上要进入秘密的特殊斗争，明之也不能再参加公开进步活动了，于是便悄悄退出了歌咏研究社。

我和明之明白，此时最要紧的是与党组织接关系。于是我再次去了八路军通讯处。我已经有了在浙江省政府做秘密情报工作的经验， 为了安全、保密，我身上连一张纸片也没带。到了机房街70 号我党“通讯处”门口，我仔细观察了一下，确认周围没有中央党部的熟人，于是就用草帽半遮住脸，溜了进去。这一次，我终于见到了刚刚到达重庆的董必武。

我向董必武汇报了我和明之在西二街22号“庚款会”的临时住处，以及我打听到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机关组织和人事情况，最后说：听同事讲，我的所谓“特别入党”或叫“直接入党”的手续很快就要批下来了。

我特别强调“所谓”二字，董必武听了，明白我的用意，高兴地说：有了这个“特别入党”就可以顺利进入中央党部了嘛！你要注意了解国民党的动向，有重要情况及时报告。

我点头说：明白。

董必武又叮咛道：你转告明之同志，叫他不要到“通讯处”来，组织上会派人到你们的住处和明之接党的关系。并约定联络暗号为有节奏的敲门声：嗒—嗒嗒—嗒。

我从董必武的房间里出来，在走廊上意外地碰见了邓颖超大姐。我高兴极了，像上次在王汝琪家一样，邓颖超热情地拥抱了我，紧紧拉着我的手，找个地方坐下，关切地问：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我回答：是董老让我和明之一起搭参政会的包船来的。

接着，我向邓颖超汇报了在武汉时董必武和周恩来要我打入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情况，以及来到重庆的近况。邓颖超认真听着，嘱咐道：今后你担负着特殊秘密工作的重担，一定要注意保密。千万要记住啊！

我使劲点头，表示记住了。邓大姐讲千万要保密，我想起在长沙时我不保密的一件事，便向邓颖超检讨说：今年春天在长沙湖南行政干部学校妇女训练班时，因为找党心切，我悄悄地向同宿舍的罗叔章大姐讲了自己参加秘密工作的事，没注意保密，罗大姐当时就制止了我。

邓颖超严肃地说：就是自己的亲人，你的地下秘密工作身份也不能随便讲啊！保守机密是严肃的纪律，你要找的目标是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你的身份只有到那里才能讲。

我想起刚到武汉和重庆时的经历，继续说：刚到武汉、重庆时，抗日气氛很浓，我和明之忍不住先后参加了进步团体读书会和歌咏研究社。自从党组织交代我今后仍做原来的秘密工作，我和明之就停止了这类公开进步活动。邓颖超说：这才对！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时期，但斗争很复杂。你如果暴露了进步面目，就有可能成为今后情报工作的隐患。（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