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对我说：欢迎到本会工作。

我说：谢谢夫人。

我的主要工作是给指导长宋美龄做速记，时常伴随宋美龄左右。我发现，宋美龄打扮入时，举止优雅，喜欢穿色彩沉稳的旗袍出席各种活动，显得雍容华贵。如果宋美龄上台演讲，我也会找一件好一点的旗袍穿上，端坐在讲台一侧。

宋美龄做报告时，用略带上海口音的国语，这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我能很轻松地把蒋夫人的讲话内容，原原本本记下来。

我将速记符号整理成文字，用小楷抄正，装订成册，封面再由擅长写美术字的明之加上漂亮的标题，显得与众不同。总干事张蔼真女士呈交宋美龄后，宋美龄看了说：嗯，她的字写得很漂亮！张蔼真也满心欢喜，因为我是她借来的。她把宋美龄的评语转告我，并鼓励我：好好干。

宋美龄擅长英语，有时喜欢在有外宾出席的会上用英语做报告。我不懂英语，有些为难地对副总干事陈纪彝女士说：我不懂英语，怎么办？

陈纪彝是文化事业组组长，我的顶头上司，和我的关系比较好，就悄悄对我说：中、英文讲话稿都是我代写的，你坐在那儿照样速记，报告结束后我把中文稿给你，你抄一遍就可以送上去了。

于是我大胆上台，端坐一侧。宋美龄讲英语，我就用速记符号记她的音，她停，我也停，她讲，我又接着记。第二天，宋美龄的讲话见报了，有人悄悄地说：沈小姐真能干，中英文速记都行！

我心中暗笑，实际上我是在那里“鬼画符”。

后来有人羡慕地说：沈小姐是委员长的速记，又是蒋夫人的速记；既是朱家骅的老部下，又是宋美龄的新部下。

我暗自高兴，明之说：这样一来，又可以给我们增加一层保护色，就更隐蔽，更安全了，让他们随便去说吧！

在“妇指会”工作期间，我对宋美龄的印象不错。宋美龄虽然贵为第一夫人，但她性格开朗，思想开明，抗日热情很高，在言谈话语中，提及共产党时，态度也不像蒋介石那么凶横；她待人和蔼，工作勤恳，很多具体工作她都事必躬亲。

我在“妇指会”工作期间，除了担任宋美龄的速记员外，还配合一位同事为妇指会在郊区的下属分会写宣传文章，号召妇女投身抗日运动，宣传儿童保育、妇女卫生、扫盲、环境保护等。文章写好后，再请人配上画，由下属分会印刷成海报张贴出去，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这段时间，我感觉心情好了一点，舒缓了徐仲航被捕给我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觉得自己直接为抗战做了点实事儿。不过我时不时还要被机要处叫回去，参加一些国民党重要会议，作速记。一有机会看到确有情报价值的材料，我仍会用别人看不懂的速记符号把情报写在速记本上。我和明之一天天地盼望着，一旦与党组织接上关系，就可以把情报交给党了。

难熬的蛰伏

徐仲航被捕一年了，党组织一直没有来联系。我和明之在耐心等待，有时心情会焦急得难以忍受。

一天，喜欢唱歌的明之轻轻哼起了《黄水谣》，我也跟着哼起来：“自从鬼子来，百姓遭了殃！奸淫烧杀，一片凄凉，扶老携幼，四处逃亡，丢掉了爹娘，回不了家乡！”当哼到最后一句“妻离子散天各一方”时，我想起远在泰兴的母亲和远在上海的大儿子，不由得潸然泪下。

女儿小放问：妈妈，你怎么哭了？

明之赶紧安慰我：想想看，一年多了，没出什么事，说明老徐顶住了。这是好事。现在组织上为防敌人“放长线，钓大鱼”，暂不与我们联系。我们要耐心等待。我坚信总有一天，会有人来我们家接头的。

明之比我有水平，他说得在理，可是他心里又何尝不着急？有时他也会长吁短叹，于是我又会反过来安慰他。

当时，八路军办事处早已从机房街搬到郊外的红岩村，离我们的住处上清寺街比较远，沿着嘉陵江畔的马路，步行半个多小时才能走到。

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明之抱着孩子走到江边，想吹吹江风，消消心中的闷气。我们沿着西去的公路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离红岩不远的化龙桥山坡下，远远朦胧中可隐约看到“红岩村”绿树掩映的房屋，真想上山去找党组织。甚至天真地想，若是正巧这时周恩来、董必武或者邓颖超大姐从山上下来，那该多好啊！（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