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村，原名红岩嘴，早先是一片荒野，离重庆市区十来里地。20世纪30年代初，四川军阀政府为了筹集军饷，扩充自己的实力，在开发重庆的幌子下，以低廉的价格抛售重庆四郊无主荒山。重庆女实业家饶国模便出钱买下了红岩嘴长满野草青藤的二百多亩红土地，开办农场，并在山坡上建起了一座三层小楼。

武汉失守后，中共南方局领导机关转入重庆，可市内经常遭到日本飞机的轰炸，很不安全，曾有一枚炸弹，就落在机房街八路军办事处的院子里。中共川东特委和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决定为南方局和“八办”寻找新的办公地点。经过认真考察，他们不约而同地选定了红岩嘴的大有农场。

为什么呢，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首先是地点隐蔽，其次是房东可靠。房东饶国模女士的哥哥是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她的儿子、女儿都是中共党员。1939年4月，南方局领导凯丰夫妇、董必武夫妇和博古等先期搬进红岩嘴饶国模家。5月3日大轰炸当晚，在机房街的“八办”和南方局机关全体人员紧急搬入红岩村。所谓“红岩村”，其实开始只有饶国模一户人家， 一下子搬去了五六十人住不下，于是又临时搭建了一些简易房。后来，“八办” 主楼在“红岩村”中破土动工。

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的牌子刚刚在红岩村挂出不久，国民党当局为了监视“八办”的活动，以国民参政会的名义，也在“八办”附近盖起了办公楼。每一个进出“八办”的人，都成为特务的监视对象。

我和明之自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就再也没有去过共产党的公开机构。我们清楚地知道，国民党特务对“八办”的监视比过去更加严密了。如果我们冒失地走上去，不仅会暴露自己，遭致危险，还会使“八办”领导机关受到牵连。我们只能远远地眺望“红岩”。

此时我心中不由得对在“红岩”工作的同志们产生羡慕之情。我心里想：“红岩”的同志们啊！你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你们可以想笑就笑，想哭就哭；而我们想笑的时候不能笑，想哭的时候，有泪也只能往肚子里流。你们与党组织在一起，多么温暖啊！不会有我们这样的孤独和寂寞，更不会有不能与党组织联系的痛苦。但是，我又一想：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们有我们的任务。我们的任务是战斗在敌人营垒里！顿时心中升腾起信心和力量。

我在红岩村的山坡下想得入了神。

明之劝我道：“走吧，此处不可久留。”

我回过神儿来，在心中默念道：放心吧，红岩！我们还是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坚守阵地。总有一天，您的女儿会投入您的怀抱！

我含着泪，恋恋不舍地跟着明之，抱着孩子，缓缓离去，没有回头…… 中央党部秘书处所在的上清花园，离曾家岩50号周公馆很近，我们家住上清寺街75号，离周公馆就更近了。但是我知道周公馆也是特务重点监视的目标。化了装的特务，整天在周公馆周围转悠。我不能靠近，这是纪律。直到四十多年后的1984年，我们才和当时担任南方局机要科长、秘书长的童小鹏及夫人紫非一起走进了我们当年向往的曾家岩50号周公馆。

重庆“三岩”——红岩、曾家岩、虎头岩（《新华日报》所在地），是中共南方局的主要活动基地，此时全部处在龙潭虎穴之中。我和明之也身处敌营。如此险恶的政治环境，不允许我们轻举妄动，我们只能蜇伏。尽管这种蜇伏的日子非常难熬，但我们必须忍耐。我们坚信，总会有“惊蜇”的那一天！

★1984年，沈安娜、华明之与童小鹏夫妇在重庆曾家岩50号的“周公馆”旧地重游。

重庆位于长江的上游，当时从长江中下游的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撤到重庆的人很多，重庆人把这些人称作“下江人”，也泛指重庆以外的外地人。由于大量下江人的涌入，给这座不大的山城带来了活力，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压力：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这使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处于十分窘迫的境地。一些难民无奈地称陪都重庆为“饿都”。战时在朝天门一带，卖苦力的百姓，每至冬日，无衣无食，无家可归，饥寒交迫，贫病交加，遂成饿殍。垃圾车成了收尸车，每每车上拉着一具无名尸，他的两条腿还在车帮上耷拉着，随着颠簸的路，一走一摇晃……如此惨状，几乎天天可见。日久天长，人们对此麻木不仁，也就不以为然了。（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