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黑工程”风波 (1) 《中国核潜艇工程备忘录》
时间:2022-08-19
来源:听雪斋书馆
作者:陈右铭 李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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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黑工程”风波
周希汉说:我知道09办公室没有给林彪送材料
陈右铭自述--
1971年8月16日,核潜艇完成码头系泊试验。我们认为可以去某岛基地进行航行试验。8月下旬,我带着报请周总理批准的航行试验报告,离开码头系泊试验现场,回到北京,建议09工程领导小组开会讨论这个报告。可是李作鹏说没时间。过了两天,李作鹏仍然没有时间。我很着急,就去找周希汉副司令,想让他主持开这个会。
周希汉说:“领导小组成员都是国务院的部长,军区的副司令,国防科委和国防工办的副主任,我主持开会,不合适。”
我说:“那就不要叫领导小组会议,就说开办公会吧?”

据1987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帅名录》介绍:萧劲光,湖南省长沙人。1903年出生,1920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苏联学习。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1927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兼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共第十二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陈右铭自述--
1971年9月7日,由海军萧劲光司令员主持召开了核潜艇试航工作的办公会议,会上讨论了我们起草的给周总理、中央军委和中央专委的报告,没有修改一个字,一致通过,决定上报周总理。
但是李作鹏是09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报告须经他审查签字才能上报。我们的报告于9月9日上报李作鹏,按正常情况应该两天之内上报周总理,然后马上就会有回音。因为周总理从来不压报告,对09工程的报告几乎是到了就批。可是等了两天没有回音。我们感到很奇怪,怎么一回事呢?后来才知道,李作鹏根本没上送,可能那会儿他正在忙林彪和林立果的事。
我因为着急,就催周希汉直接请示周总理。周副司令用电话向周总理简要报告了091首艇码头试验情况,请示去某岛进行航行试验。周总理要他13日以后向他汇报一次试验准备工作情况。
周希汉副司令对我说:“你要在13日前准备好向周总理汇报的材料。”
我说:“是不是通知在码头试验现场的彭士禄于12日前到北京向你汇报一次,以便把向总理汇报的材料搞准确?”
周希汉表示同意。并派了一架飞机把彭士禄等人接来北京。
周希汉派飞机接彭士禄等人的时间,是1971年9月11日下午。多年以后,顾宗炎在一篇回忆文章《参加我国第一艘核潜艇研制》中详细记录了此事。
顾宗炎这样写道:按预定计划,首制核潜艇在渤海湾内共进行了四次预试航,前两次主要试验核动力装置、应急动力装置和舵装置,后两次进行了试潜定重和水下倾斜试验(属总体专业),这些为正式试航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71年9月12日试航领导小组的陈右铭、孙寄尘、彭士禄及总体所(顾宗炎)、总装厂(张志祥)技术人员代表到北京向海军周希汉副司令员汇报预试航情况。我受宋文荣所长指派参加了这次汇报会。9月11日下午,我们乘海军专机去北京,这是我第一次乘飞机,感到很新鲜。专机是苏制“安-2”型老飞机,二层翅膀的,很安全,航速不高,飞得也低,这给我们欣赏地面景物提供了极好的机会。是日风和日丽,我们开始沿着海岸飞行,然后直飞北京。我从未看过如此壮丽的景色,海岸、群山雄为辽阔,丰收的田野像彩色织锦一样绚丽多姿,美不胜收,我的心情舒畅极了。
北京方面,陈右铭吩咐办公室的参谋柏森去机场迎接彭士禄等人。
彭士禄有个黑皮箱,里面装着核潜艇的材料,不论到哪里汇报都提着它。柏森到达机场的时候,正好彭士禄等人刚下飞机。汽车一直开到停机坪上,柏森接过彭士禄手里的箱子马上就钻进了汽车,然后汽车一溜烟儿地开走了。行色匆匆,似乎显得有些神秘。
顾宗炎写道:9月12日,领导小组正式听汇报。周副司令肯定了前阶段的成绩,指出了要注意的问题,讲话中还提到海军李作鹏政委指示如何如何(不久后李作鹏就成了阶下囚)。我们原计划9月13日乘专机返回,但突然听到消息:全国禁空,任何飞机不准起飞,当时我们感到十分惊讶和迷惑不解,心想国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我们只好在9月14日乘火车返回。
当时我还不知道林彪和林立果等人乘飞机外逃,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我是9月14日才知道的。那时全军进入战备状态,飞机不准起飞,军舰不准出海,部队不准调动,军以上干部都是由上级领导一个人一个人叫来谈话,告诉你出了什么事,看你的态度。
我先是有些吃惊,接着就联想到核潜艇面临的困难。我说:“这个事情严重了,现在任何部队都不准动,核潜艇也不能去试航,耽搁的时间长了,弄不好要放坏了,进度也会受到影响。要赶快报告总理。”
周希汉说:“好吧,我给叶副主席打电话。有可能的话,我给总理打电话。”
我说:“你不好打的话,我来给总理打,我找总理的秘书。”
林彪和林立果出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9月17日,叶副主席对军以上领导干部有个讲话,那时林彪的事情已经公开了。叶副主席在这个讲话中提到一个让我们感到吃惊的问题:核潜艇的资料,上了林彪的直升飞机。
叶副主席讲话以后,09办公室的全体人员都听了传达。然后海军开始审查,大家纷纷反映蛛丝马迹。结果海军航空兵的飞行员就揭发了,说海军9月11日早晨派飞机到总装厂,接了两个人,一个穿海军衣服的小个子到机场迎接。接到以后,把箱子提着上了汽车就走了,样子很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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