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习结束以后，叶剑英元帅表扬了快艇，说演习得好。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演习后视察了快艇，陈右铭向他们介绍了快艇的情况。邓小平同志对旅顺基地政委彭林说：“你们这个支队长，从陆军来的时间不长，恐怕很爱学习，业务很熟练。”
在这次演习中，陈右铭是海上副总指挥，应该说，他的成绩是很突出的，可是在搞总结的时候，周希汉不但没表扬他，还在大会上把陈右铭大批了一顿，说他骄傲自满，不虚心向苏联顾问学习。
原因是周希汉在听基地领导汇报的时候，基地某副司令反映说，陈右铭是聪明，有头脑，肯学习，肯钻研，就是骄傲，苏联顾问对他很有意见。
周希汉就去找苏联顾问征求意见。他说：“我们的支队长是陆军来的，又没有去过专门的快艇学校，希望你好好帮助他。”
顾问说：“他用不着我帮助，他什么都懂，我说了他也不会听。”这下他把移交快艇和修改快艇攻击方案这两件事上对陈右铭的意见都发泄出来了。“不过我有意见还是提，听不听是他的。”
后来周希汉提到那个快艇攻击方案，顾问说：“他搞这个方案的时候，他连问我都没问我。按理来讲，我在这里当顾问，他该跟我商量商量，他不跟我商量，就拿到会上去讲起来了。”
这显然是无中生有。实际上是陈右铭事先跟他商量他不同意。
过去周希汉就觉得陈右铭骄傲自满，这下好了，证据确凿。他也没找陈右铭核实，就在大会上批开了。据陈右铭回忆，那时周希汉也确实很忙。演习刚搞完，又要总结，又要研究新的防卫问题，客观上也没有时间去做深入的调查研究，于是就想当然地认为陈右铭是骄傲自满了。
周希汉批评陈右铭说：“不听专家的意见，这要犯错误的！毛主席说，一定要向苏联老大哥学习。所以一定要尊重专家，苏联专家对你有意见。”接着加重了语气，“对你很有意见，你要注意跟他搞好关系。”
过了三天，陈右铭又被基地某副司令向周希汉告了一状。
那天上午，基地８点半开会，布置下一段的出海训练。在陈右铭正要出门的时候，基地刘昌毅副司令员打电话找他，问他一些快艇作战方案的事情。
陈右铭说：“刘副司令，我８点半开会。是X副司令召集的。”
刘昌毅说：“没关系，没关系，你先给我说完。”结果电话一下打了20几分钟。差5分8点陈右铭匆匆出门，到了那里，开会时间已经过了七八分钟了。
陈右铭进门时，某副司令正在讲话。他也没敢喊报告，悄悄找个地方刚想坐下，就听某副司令说：“进来连报告都不报告，通知８点半开会，过了10分钟才来，已经骄傲自满到了极点！”很显然，这时他已经对陈右铭有成见了。
当时周希汉还没走，某副司令就把这件事又向周希汉作了汇报。对周希汉来说更是火上浇油，就又把陈右铭狠批了一顿。于是“陈右铭骄傲自满”已经在周希汉的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在多年之后的1961年，当陈右铭向叶剑英元帅汇报快艇海上训练小时科学百分比的时候，周希汉仍然认为他是骄傲自满。
陈右铭在心里怨恨过周希汉，但是在这次由“9.13”事件引起的核潜艇资料风波中，陈右铭发现，周希汉虽然过去有时在工作上有些主观，但在关键时刻，还是敢于说公道话的。
1996年11月，陈右铭一连写了两篇纪念周希汉同志的文章，缅怀周希汉同志的高风亮节，和为中国核潜艇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
过了几天，周希汉对我说，叶副主席告诉他，林彪的直升机上的核潜艇资料，跟09办公室没有任何关系，是国防科委梁×他们那一帮人搞的。他们复印的材料，是第一次核潜艇工程上马的时候论证的材料，那时的代号是07，其实啥都没有，很普通的东西。
通过这件事，我对周希汉的印象好起来了。我本来对周希汉有意见，以前他整过我，害得我级别都没调。虽然他后来在海军四级干部大会上作了检讨，我很感动，但是我并没有完全消除对他的成见。他整了我两次，要说所有的意见一下都消失了，那是骗人的。但是通过这件事，我对他的意见可以说全部消失了。
李作鹏是林彪“死党”，他是09工程领导小组的组长。“9.13”事件后，有些人又兴风作浪，想借机将09工程与林彪挂在一起。七院有几个人揭发：“陈右铭是李作鹏的红人，他红得发紫，身兼六职（七院副院长、党委副书记，09、718工程小组成员、两办主任），应该停职审查。” 他们到处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我的任职与李作鹏都没有关系，只好闭起嘴了。
更为严重的是海军某副司令员，在常委会上批判周希汉时说：“核潜艇是李作鹏搞的‘黑工程’，周希汉同志拿核潜艇到处压革命，拿李作鹏的大棒子到处打人。”等等。如果把核潜艇是“黑工程”的话传出去，那就麻烦了。我急忙去找周希汉，问他怎么办。
周希汉说：“这个问题太大了，是事关周总理的大事啊！”
我说：“如果是‘黑工程’，核潜艇还搞得成吗？应该赶快报告总理，报告叶副主席。”
他说：“总理病那么重，还是报告叶副主席吧。”说着就拿起红色专用电话，将此情况向军委叶剑英副主席作了报告。
叶副主席很重视这件事，向周总理作了汇报，并根据总理的指示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叶副主席气愤地说：“研制核潜艇是周总理亲自抓的一项重要工程，是‘红工程’，谁说是‘黑工程’呀！”
并当面指示列席会议的萧劲光等海军领导同志：“你们要继续支持核潜艇工程。”
对核潜艇研制工作比较熟悉，并经常给予热情支持的李先念副总理也说：“核潜艇工程是‘红工程’，是周总理亲自抓的，说它是‘黑工程’是错误的。”
余秋里副总理还对列席会议的周希汉副司令员说：“你要继续抓好核潜艇工程，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帮助。”
在关键时刻，中央领导同志鲜明的态度，对我们这些参加核潜艇工程的人员是一个莫大的支持。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我们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陈右铭，湖北省武昌县人。1922年出生，1938年参加抗日游击队，1940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战争年代从战士到团长，参加过无数次战斗，多次负伤和立功受奖。1952年转入海军，任快艇支队长。1963年任舰艇研究院一所所长。1966年任舰艇研究院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主持院科研工作,兼任六机部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1969年任研究院副院长，国务院、中央军委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和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办公室第一副主任。1970年任国务院、中央军委综合远洋测量船工程领导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1975年任海军装备部副部长，兼任以上三个办公室的主任。1979年任中国造船工程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会副理事长。1983年任海军装备技术部部长。1986年离休后，任海军科学技术委员会的常务副主任,期间发表了十多篇学术论文，多次获一等奖。已出版100多万字的文集《回顾与思考》、《万里烽火·千里波涛》、《博海心酬》和三本诗词集。2011年病逝。（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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