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7月的一天，旅游团从北京启程，我的个人战略方案开始实施。有那么一阵子，我的心里慌得不行，不知怎样来评价自己的这种行为。虽然是蓄谋已久，真的行动起来，仍有些心虚。毕竟是“心怀鬼胎”呀!

在没有离开北京之前，我已经和团里的人都混熟了。途经成都到拉萨以后，我已经把每一个成员的背景情况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但是导游的工作很忙，尤其对我这个初出茅庐的业余导游来说，老觉得工作千头万绪，而我又从来习惯一定要把各种事情办好，所以每天都累得精疲力竭，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对下一步的方案进行精心的设计，我常常忙得忘了此次陪团出来的目的。

由于我的工作认真细致，服务周到，很快得到全团成员的好评。大家都喜欢和我聊天。这时候，我在山东大学学过的英美文学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攻读的美苏全球战略，帮了我的大忙。这个旅游团的成员大都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懂得文学，也关心世界风云。他们对我——一个中国青年能了解那么多美国的事情感到惊奇，他们对我的非凡的记忆力更是惊叹不已——我对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Robert Frost)的作品几乎可以倒背如流。我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

“这小伙子懂得的东西不少啊!”

“我发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

我注意到说这话说得最多的是那两位年过半百的退休女中学教师，一个叫菲比，一个叫卡西。我还知道她们两个是邻居，和睦相处了近二十年。

我发现这两位老太太都挺喜欢我，说实话我也挺喜欢她们俩，与她们接触不知为什么让你觉得满世界都充满善良。一路上我对她们格外照顾。

我们在拉萨一共停留了七天。开始几天的活动都很顺利，但最后一天时，却遇上了麻烦。

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车到拉萨市南部的一个陵墓去参观。返回拉萨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接着就出现塌方，车轮子陷在泥里边，没法走了。那里是一个大峡谷，前后都看不见尽头，真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来往的车辆很少，我们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当时那里的治安很不好，传说会遇上劫道的坏人。

在那个荒芜人烟的大峡谷中过夜，是绝对不安全的，更何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去飞机场飞向下一个旅游点，每一地的旅游时间航班都是订好了的，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全部的计划。误了行期，客人会不高兴。在这种危难情况下，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把大家组织好，想办法解脱困境。这件事本应由香港来的领队去做，但是这个平时总是趾高气扬的香港人这会儿却缩着头躲在一边。“地陪”是拉萨旅游局派来的，是个刚从北京二外来这里实习的小姑娘，她显然难以担此重任。于是我认为自己该勇敢地站出来，我这个“全陪”嘛，也是义不容辞的。

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要慌，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家安全地送回拉萨去。

我们翘首盼望，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我顶着大雨，跳下车将其拦住，向司机说尽好话，人家答应帮忙。我先把四个身体不太好年纪又大的美国游客安排上去，让吉普车带走了。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等来了一辆卡车，我又去向司机说明情况，请求他帮忙把我们的车拖出来。可是一连拖断了两根钢缆，也无济于事。我只好请司机利用车上空余的地方把我们车上的几位女士带走。这时一个男游客也抢着要上车，我严肃地喝斥道：“你下来!你也是女的么?”

他可怜兮兮地对我说：“我身体不太好，我也想走……”

女士们上车以后，我看还可以挤下一个，就让他也走了。他向我千谢万谢的，我却顾不得再理他。

接着又等来了一辆卡车，司机答应载上我们，所有的游客都上去了，香港来的领队和拉萨的“地陪”也上了车。我们乘坐的那辆面包车的司机刘师傅是个汉人，看眼前这情况，他特别担心把他一个人丢下，就大声地冲着香港领队直喊：“你们别都走了啊!”

按理讲，“地陪”应该留下，但这位二外来的年轻女学生无论如何也不愿留下；香港的领队更怕死，一再表示他不愿留下。面对这种情况，我说：“你们全走，我留下！”就这样，我和司机刘师傅留了下来。

不久，天就黑了，在峡谷里只能看到很窄的一片天空。远处，不时有鬼火似的光亮在闪动。我们两人都很紧张。我们把车门车窗都关上，一人拿着一件铁家伙，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情况。（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