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小姐——人情观的变迁

李忠效手记——

“张晓武律师事务所”刚开业的时候，没有秘书，只有张晓武一个人。楼里其他干了很多年的律师也都没有私人秘书，房东在这个楼的专门位置上安排了三四个小姐，是大家公用的秘书，她们为所有的律师接电话，这种服务的代价是在每个律师的房租上多加40块钱。

对于这些个体律师来说，每天的客人不是很多，没必要雇秘书小姐，也雇不起秘书。

张晓武在开业后的头一两个月，每天都有三五个人给他打电话，他们大都是刚搬到佛州不久的华人，主要是询问移民方面的事务。尽管张晓武已经办过三百多个移民案件，并且对移民法的各种细节有所了解，但是也有他对某些问题不太懂的时候。每逢这种时候，他就在电话上对人家讲，对不起，请稍等。然后就以最快的速度，翻书找答案，而后，给对方以准确的回答。这样对方便开始对他有信心，愿意到他的办公室来与他面谈。

在与客人见面之前，他把有关的文字材料和表格都一一准备好，等客人来了以后，他便可以有条有理行之有效地开展工作，给客人一个良好的印象。

他的机敏，他的果断，和他对律师业务的精通，给客人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客人花钱找律师，当然希望得到最优质的服务，因此来找他的人就越来越多。逐渐的，他一个人感到有些忙不过来了，于是开始考虑雇个专职秘书。但在雇个什么样的小姐的问题上，他久久地举棋不定。

根据他的客人的范围和业务的特点。他需要一个既会讲流利的英语，又会讲国语和广东话的秘书。雇美国小姐吧，中文不行，如果英语不好的华人打电话来，客人讲国语，秘书就听不懂，还得他亲自接电话，这不合算。雇中国小姐吧，又怕她英文不行，要和移民局打交道，要和法庭打交道，必须得英语极好。

在美国，英文比较好而又会中文的，大多数是华裔的后代，他们基本上是在美国长大的，家庭又有一定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因此他们的处境大多都很好，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读了研究生，或上过大学的。这种人工资低了，不会干；工资要高了，张晓武又拿不起。所以他不愿花很多钱雇这样的人。他想找个工资比较低又能基本胜任事务所业务的小姐。

他研究了当时的行情。一般的中国去的女孩在工厂打工每小时工资5美元；在餐馆打工，能拿些小费的话，平均每月可收入1300美元。他认为以同样的月薪，他就可以找到为他做事的小姐，因为作秘书小姐既光彩又不必像作跑堂那么辛苦。于是他在中文报纸上作广告：

张晓武律师事务所招聘秘书小姐一人，月薪1300美元。要求：会流利的英语，流利的国语，会广东话。

广告刊出之后，有很多中国小姐来应聘，但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很多人英语不行，也有人打字不行。更麻烦的是，几乎所有的小姐都没有法律常识。晓武对她们说：“秘书很重要，不仅是接电话、倒水，而且要把每个电话的内容记住，讲明白，比如法庭发个动议，什么时候上庭……”小姐们个个目瞪口呆，她们连“动议”是什么意思都不知道。

没办法，张晓武只好“因陋就简”一回了。他选择了一个中文讲得比较流利、英文差一些的女孩吴小姐。她是个广东人，当然广东话讲得好。当时的情况是：华人给他打电话的很多，大多讲广东话，法庭和移民局打电话较少，所以选择了这位广东籍的吴小姐，是从他当时的需要出发的。

吴小姐刚到美国时也上过几天大学，后来一直在餐馆里打工——端盘子。她来到了事务所之后，晓武很快发现她不是做秘书的材料。她人很好，工作也勤恳，但缺乏灵性，晓武老觉得不满意。比如，别人打个电话过来，怎么跟人说话，这里面很有个技巧。有的人天生就会应酬，说话得体。而吴小姐总是词不达意。并且每次向晓武复述电话内容，都讲不清楚。更要命的是她对法律不感兴趣，又不爱学习法律，办事时，显得力不从心。很多事情依然必须晓武自己去做，所以有了秘书，他反而感到很累。不仅要应付工作，还要应付这个秘书。好在这时案子还不是特别多，虽然吃力，但还能坚持。

5月份的时候，当地一位姓邱的华人医生给张晓武打电话，说他的女儿大学快毕业了，准备上法学院深造，想到事务所里当秘书小姐，熟悉一下律师工作，不要工资都可以。

邱医生是上海人，妻子是广东人，他女儿9岁时到美国，现在既会讲流利的英语和国语，又会讲广东话和上海话。张晓武觉得这样的条件不错，就立即答应说：“让她来见见吧！”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