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了他们的材料，是移民官根据赵医生的口述用英文整理的。要求“政治避难”的理由就是超生孩子问题。赵医生是外科大夫，他认为做绝育手术会出很多毛病，他反对做这种手术。我不懂这些医学方面的问题，更不懂大陆在计划生育方面的作法。在这个案子办完后很久，我反复琢磨，认为赵医生的话有一定的欺骗性，至少言过其实。

但当时有一个事实是，他妻子确实怀有身孕，到巴拿马时已怀孕三个月，在那里逗留一个来月，到美国又快一个月了，这时她已明显地行动不便。

奇怪的是，所有材料中都没有写有关这位女人怀孕的事，不知是移民官在整理材料时无意疏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认为，疏漏的这个事实，倒是为他们辩护的真正理由。可以以此为由提出重新开庭。

我写了封信发到移民局，提出，这女人怀孕了，在拘留所里有流产的危险。因为，她像其他人一样，每天早上四点钟就起床，而且只能在院子里晒太阳，这样太残忍了。

移民局也感到自己的移民官在这个孕妇问题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连事实都没搞清楚，做出这种漏洞明显的判决。但是要想让他们公开向一个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华人道歉，是很难的。他们接到我的信后，迟迟不开庭重审。我明白症结所在，就给移民局长打电话：“你们这样不行，再不开庭，我就要把真相告诉舆论界，让你们面子不好看啦!你们美国是移民国家，人家来了，你们不搞清事实，就要驱逐，而且面对的是一位怀孕的女人，这个新闻，报界一定会感兴趣的。”

局长忙说：“我们正在办理这个案子，请不必惊动报界人士。”

几天之后，移民局就把赵医生夫妇放出来了。我先把他们接到我的家里。然后又把他们送到三藩市，那里有他们的亲戚。他们走后十天，移民局收回原判，重新确定给予他们“政治避难”。一个很滑稽的借口，得到了一个很现实的结局。但我想，这结局保护了那个怀孕的母亲。

赵医生夫妇出来以后，其他被关在拘留所里的人很惊讶。他们给赵医生打电话，了解了我的情况。

拘留所建在迈阿密的郊区，那是一片沼泽地，四周全是铁丝网，像监狱一样，设有好几层岗哨。这些非法入境者虽然栖身于美国的土地上，但不能算是真正入境，他们被拘留在这里，等待判决。当赵医生向他们介绍了我办案情况之后，他们纷纷解雇了他们原来的纽约的律师，要求我来接手他们的案子。他们说：“干什么舍近求远?远道的和尚也未必念好经!何况，张律师是咱们华人，是同胞。”

他们同时转向我，这对于当时我这个小律师事务所来说，是个不错的生意。但我向他们每人只收很少的钱，然后开始为他们忙起来。

这是一批很棘手的案子，都是被移民局拒绝后，要求上诉和翻案的案子。我仔细查阅美国移民法，看看有什么规定，再看看移民局在他们的案子上有什么漏洞，想在法理上找出移民官所犯的错误。这是一场真正的法律的斗智，美国的多如牛毛的又多为相悖的法律，给我提供了发挥智慧的可能。剩下的，就看我对移民法的熟悉程度，及我的机敏了。

移民法规定，某人在美国有直系亲属，是美国公民，而且已经提出移民申请，由亲属出面担保，交1500美元就可以出拘留所；某人如果在18岁以下，而且可以证明确实在18岁以下，马上就可以出来，因为拘留所不能关这样年龄的人；某人身体有严重疾病也可以马上出来……

我接案两个月之后，依据美国法律及那些被拘留者自身的情况，把那些人都从拘留所里解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拘留所里又不断地有新的非法入境者被关进来，他们本来都有“蛇头”给找好的纽约的律师。但他们到了这里以后，听别人一说，就都不要纽约的律师了，而都来找我。

纽约的律师发现生意受到影响，收入损失惨重，他们就开始在迈阿密当地找律师做他们的代办，从中渔利。他们用1500或2000美元把案子接过来，再用1000美元包给代办律师，就像中国做生意的“二道贩子”，只赚做中间人的钱。当地有些律师生意不景气，明知让人剥皮也愿意接。所以一下就有四五家事务所去移民局抢生意。纽约的律师不找我，因为我不买他们的账。我不用他们帮我揽生意，我有的是案子做。我凭自己的信誉和能力，来吸引客人。

后来有些“蛇头”也找到我：“啊，跟你做生意啦!那些人入境以后，我们就把人送给你啦!”

我不愿理睬他们。我是律师，我有我的职业尊严。我办案子，首先依据的是法律，我不愿意让人家骂华人律师是唯利是图的人。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