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我们不知道啊!我们一点也不知道美国的情况。”

有一个工厂的厂长，手下有37个工人。1989年的时候，他的月工资可达3万元人民币。放着好好的厂长不当，非要到美国来，而来了只有先打工，吃尽苦头，寻找机会。

还有的非法入境者是开酒店的，再就是做小买卖的，谈起来显得都特别有钱，都说：“张律师，你只要把我保出去，要多少钱都行!”我当然不会乱收钱，我只收合理的律师费。而且当时对他们这些人，只收了不多的一点钱。真正给他们从拘留所办出去之后，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忘了自己的许诺，只有一两个人要多付给我些钱，以示感谢。我没要。那不是我的劳动所得嘛!我为这些“大款”办案子，但心里却不看重他们，他们中大多数人素质太差，处处表现出生意人的算计、狡黠，习惯于利用别人。“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恐怕正是他们的信条。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们老想着去报答别人，就不可能轻松地向前走。这些人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发财，就是他们的钱永远会用在以后的关系上，而不是浪费在以前的交情上。这是否应了那句成语：唯利是图。

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太忙，这种案子我不愿意接了，因为这些人撒谎的成分太多，我作为律师不能帮你撒谎。如果你具备了可以出保的条件，我可以按照移民法的规定帮你办。有些人什么条件也不具备，只有申请“政治避难”。他们把这个选择作为一种手段。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大多数根本没有正当理由，更谈不上“政治避难”了，而且素质也不是很好。我觉得为这种人上诉是很丢人的。我为那位赵医生办出来，是因为他妻子怀孕在身，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且发现移民局犯了法理上的错误，出现了大漏洞。后来那二十几个人，碰巧都能多多少少找出点理由。另外，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拘留所里与警卫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冲突。这个过去从未发生过的冲突本身，使移民局变得有些被动。那时，这些人已经聘我作为他们的律师。

事情是这样的：拘留所的警卫对关在那里的中国人非常歧视，骂他们是中国佬，经常侮辱这些华人的人格。这些人中有个上海人，戴一付眼镜，在拘留所里很憋气，经常走来走去，别人觉得他挺清高。警卫看他不顺眼，就骂他。碰巧，这个人懂英语，就反问警卫：“你为什么骂人?”那里的美国警卫优越感都很强，自然受不了在押人员的指责，就蛮横地冲上来把他按在地上揍了一顿。那二十几个中国人正满肚子怨气没地方出，让人家关在这里本来就已失去了尊严，再让人家随意打骂，哪还有人权可言?于是就借着这个由头，赤手空拳地和警卫们对打起来。情绪十分激烈，像国内说的“犯人暴动”。冲突过后，中国人虽出了些气，但都被美国当局关进了隔离室，进一步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些华人中有一个人病了，被允许住院，他在住院时，设法把这件事情捅了出来。

这样，就有一个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张律师，你的客人被人关进隔离室了，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我们一起乘车赶到现场。这时候已经有许多记者赶到那里。不知是谁向记者走漏了风声。

美国的记者是无孔不入的，他们的嗅觉都特别灵敏。《迈阿密先驱报》、美国ABC电视台、CBS电视台、NBC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来了。我一到，立刻成为他们采访的对象。我说：“我需要先见我的客人，然后再跟你们说。”

我找到拘留所的负责官员，要求见我的客人。在美国，律师有这个特权，随时随地可以要求见自己的客人。很快，我的客人们被放出来了，我在接待室里见到了他们。二十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向我叙述了事情的经过，人人都显得非常愤怒。“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怎么打人?在中国还没人打我们呢!”他们忽视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他们也忽视他们在国内是上等人，而到了这里，连下等人都不是，只是个非法入境者。

见过我的客人们之后，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说：“警卫为什么要打这些人呢?他们到美国是来寻求自由的。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发生这种事，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是意料不到的。他们在中国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污辱、虐待，而在自由的美国却受到了。到底谁最自由呢?美国经常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法西斯专政，可是在美国，你们这种做法是不是法西斯?”

当时我的情绪很激动，本来还想借题发挥抨击一下美国——说实话，在这一点上美国还是比较自由的，你可以抨击总统，没人管。就在这时，移民局局长闻讯赶来，要求与我私下谈谈，我适时地结束了与记者的谈话。

局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主动提出要求私下解决。我乘机提出让他立即把我的客人们放出隔离室，恢复他们在拘留所内的自由。局长同意了。

美国的政府官员最怕两种人，一是记者，再就是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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