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姐，是我的法律秘书，毕业于天津的一所大学，她是上海人，是跟一个美籍华人结婚后来到美国的。到美国之前，她曾在上海的外企干了几年，那外企似乎是个大饭店什么的。她到美国后，先是和她的先生一起在餐馆打工，工资不高，还很累。后来就到我的事务所来干了。加入贝克—包利考夫事务所时，我又把她一起带了过去。她对自己份内的工作十分尽心，对事务所忠心耿耿。但她个性很强，以自己选择表现出的好恶感很明显。她不愿和自己不喜欢的顾客打交道，常常对这样的人冷言冷语。我不让她在电话上对客人态度生硬，要求她对客人都要笑脸相迎，但她还是忍不住在放下电话之后小声嘟囔：讨厌!她有时也会满足现状，不愿学更多的东西。也可能是她早就预料到她在事务所干不长的缘故。她先生想回大陆发展，她也会要紧步相随。

于小姐和陈小姐一样，也是法律秘书，毕业于北大法律系。她是西安人，她的先生是个从韩国来的美籍华人。我和她认识很早，但她到我这里工作的时间最短，比徐汉平还短。

三年前，她刚到美国不久，给我的事务所打电话想找份工作，我请她来考一下试。她来了。她人很机灵，长得也可爱，但她英语的口语水平和书写能力不太强，我没有录用她。我送她　出来时，她开着一辆大破车离去的情景，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丈夫是个旧车行的销售员，可能是她丈夫利用职业之便，花几百美元买了一辆大破车给她开着玩儿。她人长得很小巧，坐在那大破车里很不相称。可她一点也不在乎人与车的反差，开着大破车到处跑。我很欣赏她的这股闯劲。“再见啦，以后联系!”她在车上一边招手一边喊，像开着一辆坦克一样消失在比斯肯大道上。于是我记住了她。

后来，有一个台湾客人要在当地开一个销售点，想招人，我向台湾客人推荐了她。再后来我和她便没有了联系，只听台湾人对我说过一次：“于小姐不错。”

去年临近年底的一天，一个女孩子给我打电话：“我是简妮芬·于，你还记得我吗?”

我说：“记得，记得。”一般人问我，我都说记得，但我一时真想不起她是谁了。应该说，我并没有忘记她，只是由于忙，由于突然，我不能马上将人和名字对上号。

我有一个所有认识人的名单卡片，我按她说的“于”字迅速查到“y”，一翻，看到了她的名字。我说：“你现在还跟那个台湾人做吗?”

“我早不跟他们做了。我这会儿给‘梅茜’做销售员。”

“梅茜”是美国一家卖中高档次服装的连锁店，在当地很有名。电话中，她跟我讲的是英语，我忽然发现她的英语进步很大。

“哟，你的英语很好啦，很上口！”我说。

“是啊，我在‘梅茜’做了两年雇员，天天和老外打交道……”

我想她突然找我一定有什么事情，便直率地问了她。她说想问一下申请公民的事情。我大概了解了她的有关情况之后，告诉她现在是可以申请的。接着我们又在电话里聊起天儿。她说“梅茜”工资不高，一年才一万七八的样子。我说三年不见你，英语进步不小，什么时候见见面，吃个饭吧!她说好啊。然后我们约定，在我把事务所并入贝克—包利考夫事务所之后再约时间见面。那时，我就把她列为下一步招聘秘书的人选之一了。我认为，她的英语提高这么快，说明她的素质好。

今年2月，我从北京返回迈阿密以后。就和于小姐按约在一起吃了顿饭。这次她开了一辆新的“本田”，打扮得也很入时。她刚有小孩，但还保持着过去的那种生气勃勃的样子。

“你现在还想在事务所做么?”我问。

“当然想啦，我就是学法律的，到美国来一直没用上，专业荒废了，很希望再有工作对口的机会。”

“你愿意到我这里干么?”

“愿意。”

“工资怎么考虑的?”，

“跟我现在一样就可以了。”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