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逃难的同胞刚歇了几天，又传来军阀进犯的消息，难民们继续逃离。我们一家也随着母亲逃到常州。

几个月后，局势稍稍平稳，一家人才返回泰兴。这次赈济难民和逃难的经历，给12岁的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亲眼看到了军阀混战、百姓遭殃的惨状，也看到身为国民革命军医官的大堂兄沈彦堪医治并赈济难民的义举。

沈彦堪作为一个革命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在我幼年的脑海里。另一个印在我脑海里的革命者形象，是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前身为襟江书院，现为泰兴中学）的刘伯厚老师。

刘伯厚，1886年生于南京。两江师范毕业，历任教师、校长。大革命失败后曾参加中共泰兴县委领导的反“清党”斗争。因此被捕入狱，惨遭毒打。后经多方营救，方得开释。九一八事变后，他在泰兴中学领导学生运动。抗日战争时期在新四军中入党，1946年部队北撤时，光荣牺牲。

1931年，我进入泰兴县立初级中学，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大片国土沦陷，千万同胞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事变的第二天中午，上海的《申报》、《新闻报》即送到了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同学们看了报纸，群情激愤。在刘伯厚老师的领导下，全校师生迅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学生会主席汪普庆很会写诗，全校师生都被他的救亡诗感动。我当时是班长，带领本班同学参加了学生会组织的各种活动，并带头上台作抗日演讲。

有一次，我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的罪行，在班上向同学们宣传抗日，当讲到东北同胞沦为任人宰割的亡国奴时，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泣不成声。同学们先是默默流泪，接着便哭成一团。有的一面哭，一面悲愤地高声呼喊：“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不做亡国奴！”

这时，忽然有人拍案而起，大声道：同学们，不要哭，哭有什么用？要行动！

同学们这才注意到，刘伯厚老师不知何时来到了教室，坐在最后一排。刘伯厚老师对大家说：同学们，你们的爱国热情是好的，作为一个热血青年，怎能对政府的不抵抗行径不闻不问？我们要行动起来，唤起民众，要求政府坚决抗日，收复国土，拯救东北同胞！

学生会组织大家写壁报、贴标语、上街游行，动员群众捐钱捐物，支持东北义勇军。但报上不断传来消息，在九一八事变后仅四个月，东三省全部沦陷，三千万同胞沦为亡国奴。全体师生无不痛心疾首。

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的冲击下，我的心中孕育着强烈的反帝、爱国的情怀。60年后，1990年6月，我撰写了《怀念爱国主义启蒙老师刘伯厚烈士》一文（收入《刘伯厚烈士碑揭幕纪念集》)。文中我写道：“我之所以能够在当时上海白色恐怖下参加革命，其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泰兴中学接受爱国主义教育，打下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基础。我一直认为刘伯厚老师是我爱国主义的启蒙老师。”

离家求学

我离家求学的起因是姐姐沈珉的封建包办婚姻。

1930年，沈珉在泰兴县立初级中学读初中二年级，刚满18岁。此时，母亲轻信媒妁之言，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十几岁的男子。男方是大地主的儿子，因死了老婆，没有孩子，想娶个年轻的媳妇给他们家传宗接代。母亲想，虽然男方年纪大了些，但家境殷实，女儿去后，便无衣食之忧。没想到沈珉婚后两年，没有生育，因此受到虐待和辱骂。沈珉每次回娘家都与母亲和我诉说心中的委屈，母亲后悔自己缺少主见，害苦了女儿。母女三人时常相对而泣。1932年夏的一天，沈珉受到辱骂，又偷偷跑回娘家。听了她的哭诉，母亲一边抹眼泪一边叹气。我却坚强地对姐姐说：“那你就不要回去了！”（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