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的“院外集团”，涵盖面要大一些，是指圈子外面的人。

为什么大的律师事务所可以成为院外集团呢?主要是因为这些律师事务所影响比较大；与联邦议会和州议会都有比较密切的联系。人们经常看到某某议员在立法院提出某项立法议案，而这些议案常常是由某律师事务所根据某个客人的要求拟好之后，递到议员那里去的。

比如，我是个建筑商，是建筑会的成员，我这个建筑会花钱雇某个律师事务所，想让律师们设法在州议会立个法，这个法的内容是，今后对所有的建筑业要取消以前的各种限制。并且，要让立法明确规定。作为建筑商，我跟你业主一签合同，就给我30％的定金，以后如果你违约的话，我可以把你的楼房收回来，而且限期三天，就可以让法院把这个楼房判给我。有了这样的法律，今后建筑业做生意就省去许多麻烦，也不怕打官司了。

如果没有这个立法，我建筑商就是和你签了合同，也只是能得到30％的订金；但你违了约，我却没有权力在法律上很顺利地把你的楼房收过来。这种违约纠纷，如果按美国的普通法、常规法打官司的话，可能两年三年以后，法院才能作出最终判决。而两三年以后，我可能就破产了——在这么长时间里，光付律师费就可能把我搞破产，而除了经济损失，我花费的心血更无法计算。

为使我建筑商的利益受到保护，我就要雇一个比较大的律师事务所，写一个立法条文．给一个众议员。让他到议会上去提案，同时要做其他议员的工作，让他们投同意票，通过一读二读三读的程序。参院那面也要做工作，使该提案再通过参院的一读二读三读。

而议员们之所以可以为我们建筑商说话，是因为竞选时他们也需要我们的帮助支持，比如给他捐款，给他提供各种有利的机会和方便的条件，以保证他能够连任。就是他不能连任，他也不愿得罪我。因为离开议会之后，他在社会上还要做事，有我们建筑商做朋友，总会方便一些。

而作为律师，我在受雇佣后，要建议立法的时候，并不完全听命于建筑商们。我的出发点是，我还要从律师的角度考虑问题，我不能把这个法做得特别简单，不能让你建筑商们将来打官司时都不需要我们律师了，那样，我们律师何以为生呢?所以律师在立法的时候，条文字句要写得非常清楚、非常准确，所有复杂的法律程序都要有。而且这个新立的法只有律师才能作，别人作不了。

美国的立法就是这样一个过程。一个既繁杂又简单的过程，一个既严肃又不严肃的过程。

同时，经过多年的演变，今天在美国，你几乎做任何事情都要请律师。你要打一个官司，不仅要查现在的法案，还要查这个法案是否发生过变化。因为美国的法律几乎是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今天这个法案，可能尚在实行，但明天可能这个法案在立法时其中的某一部分就被否定了。每天的立法特别多。如果律师不知道新的立法，那么在做案子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系列的失误，造成客人损失。只有受过专门训练的律师才会查清楚法案的变化，分析出它的意思。我们在法学院曾用了近一年的时间专门上这方面的研究课，有时候对法律上的一个词，比如说“将要”、“正要”、“会要”都意味着什么，也要推敲半天。一般人没法去做这种研究，因为它涉及的法律条文枝蔓很多。

以移民法为例，移民法中有关于“特别移民”的规定，这些条款既具体又笼统。

比如说，宗教人士算得上“特别移民”，可以不受任何移民名额的限制，只要有一个教堂担保，他就可以直接申请入美国。但“宗教人士”包括哪些人呢?当然其中有牧师。但又不是任何牧师都可做“特别移民”，那么什么样的牧师才符合呢?移民局对此有具体的规定，这规定又把牧师的定义加以细化：“ordained minister”，中文不太好翻译，意思是受过洗礼的牧师，即“出家”的那种牧师。

牧师也要经过训练、考试。然后给你封个职位，或发你个证书，这种情况下你才是牧师，这种牧师才可以不受限制地引进到美国。

宗教工作人士也可以到美国来，但是这种人要排到劳工聘用的名额之下。那么什么人叫作宗教工作人士呢?做什么工作才是宗教工作呢?移民局都有具体的规定：你光信仰宗教不行，你在教堂扫地干杂活也不行。必须是那些解释宗教教义、抄写经书的人，或创作宗教歌曲、唱宗教歌曲的人。如果没有这些具体的规定，作案子时，就无法对有关的客人解释清楚，也无法在为这类客人做移民案时，胜券稳操。

有一个华人，曾到我的办公室来，说：“我是宗教人士，我没有其他的亲属，是否可以做为特别移民?”

“你做什么工作?”我问。

“我喜欢宗教，经常在教堂里帮忙，他们做弥撒的时候，我帮助唱唱歌什么的。”

（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