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我带着我的人把各自的办公室整理完毕。这一天正好是我三十三岁生日，“三”在中国人眼中是个很吉利的数字。

1月4日，贝克——包利考夫律师事务所移民部正式开始办公。

至此，我终于轻舒了一口气。我也不用担心与我原来的房东陷入法律纠纷了。

按照美国的“债权法”规定，我如果是家里惟一拿工资的人，房东和我打官司，就算被他打赢，也不能扣我的工资。所以，我在和贝克谈的时候就说好，暂不让卡萝里拿一分钱的工资，她先在事务所工作，不算固定职员。这样，我又为自己设置了一道安全门——这些必须要事先算计好，美国的社会教会我用法律来步步为营地保护自己。

按照佛州的宪法规定，房子是不能动的，所以不用担心法院判我拿房子去抵押。

当然，我也不会轻易毁约。我的这种种设计，只是应付意外情况的防护措施。

我对房东说：“你帮我这么多忙，我也不愿意让你失望；在没有人租用的时候，我一直付你房租。我希望能在尽量短的时间里把房子转租出去，我将尽力而为。”

房东点头称是。美国人是知道那些多如牛毛的法律，在如何用它们保护自己的同时，也给他们的对方提供了自我保护的条件。而和律师打官司，是不会轻易取胜的，因为普通人无法熟知那些冗繁的法律的。

所以，我走的时候，房东仍希望我留下来，他说：“如果经济上有困难，可暂缓租金一年，复苏以后再说。因为造成你目前困境的原因，不是因为你自己的能力，而是由于你对别人的轻信，再加上美国经济不景气，没有人投资做期货，所以你的期货公司才不景气，希望你汲取经验教训……”

我感谢他的好意。但是我是律师，各种事情我见得多了，我的缜密的计划，不是权宜之计，我把眼光放得很远，房东怎么可能懂得呢?

为防止日后可能出现的与房东的官司而带来的不利，我跟贝克谈时，只要基本工资，其他的，年底再说。当时，我还不能谈合伙人的问题。因为如果我成了合伙人，有了股份，打官司时就可以扣我的股份来抵债了。所有的事情都要看事态的发展来定，谁也不敢料定情况的变化。等我和房东的事情彻底了结之后，我马上可以成为合伙人。贝克很愿意给我合伙人的待遇，因为我的客源很多，又一下带进去七个能胜任工作的雇员。

我的所有行为，都是在完全了解法律的情况下的自我设计，如果不了解法律，可能会被人“掐死”，陷入一种被动。也可能在遇到挫折时，就一败涂地，无法重振。

我在美国的生活中，遇到不少华人被制于人，或华人遇到危境无法自救的事情。在了解他们的情况后，我发现他们大多数没有意识到美国的法律与他们的生存、成败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他们仍带着国内的意识，不懂法律，不重视法律，甚而远离法律，觉得“只要我不犯法就行了”。在他们的意识中，犯法只限于偷、抢、杀人、强奸、贪污受贿。孰不知到了美国，几乎步步都踩在法律的线上。重要的是依靠律师来保护自己。

即使中国，在法制逐渐建全的过程中，不懂法，照样会触犯法，记得在我回国考察时，一位到监狱采访过的作家对我谈到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卓有成就的女企业家在狱中服刑，她眼泪汪汪地对作家说，我把一个企业从亏损转变成盈利，我为企业职工谋了经济福利，我没有多拿一分不义之财，可最后一查账，竟然是我犯了法?

这种事留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觉得，当中国逐渐建全法制时，可能有很多人还没有迎接法制的意识，他们或许在事业上建树甚丰，但在法律方面却是个盲人。

但，法制的建全，无疑是一个社会高度文明的标志，我的祖国的同胞是不能无视于这一天的临近的。

罗曼女士

张晓武自述——

做律师，要刚正，要坦荡磊落，我一直是这样做的。但偶而，也会有些不圆满之处，从而成为自己心里永远的遗憾和内疚。

罗曼女士是从巴西来的华人，我给她做案子已经有两年多了。她父亲在巴西是侨领，称得上是巴西的名人。（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