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末，或是七十年代初，中国有一个代表团去巴西，当时巴西当局反共排华，把代表团扣住了，指控代表团犯有间谍罪等等。罗曼女士的父亲出面花钱聘用了巴西最好的律师为代表团辩护，最后巴西当局宣告代表团无罪，他们安全返回大陆。

因为这件事，中国政府对罗曼女士的父亲表示感谢，说他是爱国华侨。

罗曼的父亲是上海人，解放前就去了巴西，只有罗曼和奶奶留在大陆。周总理曾托人问她父亲，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

他说：“我的母亲和一个女儿在上海，一直没有出来，希望中国政府能批准他们移民到巴西来。”

有关部门就此事写了一个报告，总理批示：同意，请妥善安排。

于是罗曼和奶奶登上飞往巴黎的飞机，准备转道去巴西。可是在巴黎一下飞机，就被法国移民局扣住了，因为她们没有护照，只有周总理的一个批文。

巴黎有关部门要遣送她们回中国，罗曼急了，在机场给她父亲去电话。她父亲在电话里向法国移民局解释。移民局仍然说不能放行。她父亲要求。给他两个小时的时间来办理此事。

罗曼的父亲在巴西很有钱，在经济界和政治界都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一个电话打到巴西政府外交部，外交部马上派巴西驻法国的大使带了两本巴西护照赶到机场，当场照像贴在护照上，当场盖印，然后把罗曼和她的祖母送上从巴黎飞往巴西的飞机……

有一个问题罗曼一直没搞明白：为什么中国当时没有给她护照?是因为“文革”期间，没有人管这些事情?或是造反派对国际法不甚了解?至今对这些事解释不清。当时怎能只给她们周总理的批件，就让她们上飞机了?

罗曼女士到美国已经十年了，一直在做生意，偶尔来我这儿聊聊天。开始她说，想开一个印刷厂，印信纸、信封、名信片、名片之类。我给她算了一笔生意账，结果不是太合算。后来，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她租下了一个印刷所，跟人签了五年租约。可是经营不到半年，没生意，她觉得继续做下去很困难，不想做了。在美国就是这样，看错了形势，项目必须停，否则一直亏本经营，会赔得更多。

于是，她到我这儿来咨询：怎么样才能够停下生意来?

她以为简单地从法律上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显得并不忧愁。

我说：“你把租约拿来看看。”

我一看租约，觉得很难办。租约的文字写得特别精细，可以说，技巧特别高。而从总体上看，租约注明是她个人担保，租期五年。

我问她：“对方有没有你的社会安全号?”

“有。”

“有没有你的信用卡各种号码和银行账户?”

“有，都有。”

这些情况被对方掌握，意味着发生法律纠纷时，她将处于被动。

“你担保的是五年，现在没到期限，你想毁约，对方可以告你，损坏你的声誉。”

她一听，才着急了，忙问：“可不可以想办法把我五年的担保抹掉?”

我说：“试试吧!”这事确实让我感到为难。

我给她的房东打电话，说：“我是罗曼女士的律师，我跟她是世交，她父亲是巴西很有钱也很有影响的人。现在罗曼女士得了重病，要不休养就有死亡的危险。她父亲让她马上回中国去休养两年。她现在准备走，而且也不打算再回美国了。因为美国生活节奏比较快，她适应不了。跟你打个招呼，店也准备关门了。希望走之前能够体面地把关于房子的事情解决一下。（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