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说：人在一生中有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支配。

这句话非常适用于我。我从上小学起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在我将要告别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的学生时代时，却又赶上了恢复高考。这个机会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

上中学时，我经常旷课，这使我的物理化学学得很差，我深知这辈子在理科方面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无奈之中，只好选择文科——我开始在外语课上下工夫。

其实，我选择外语，有很大成分是因为我受外语教师的影响。

我一直特别感激我的英语老师齐泽明，是她帮助我建立了学好英语的信心。因为上中学时，我英语学得并不好。有一次，齐老师让我念课文，我硬着头皮站起来，心里直发虚——我连读单词都读不好，更何况念课文?

齐老师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在她这目光下，我只好一横心，豁出去了，念!

我拿出了全部的勇气开始念。

那段课文的具体内容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舌头像是打了结，很不灵活，一段不长的课文，竟念得我浑身是汗，连自己都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东西。我以为同学们会笑我，我以为齐老师会批评我。但使我大大感到意外的是，同学们没有笑我——也许他们自知还不如我吧，齐老师也没批评我，竟大力表扬了我一番。这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同时也增强了自信心，感到自己在语言方面还有天分，于是开始偏爱英语课程。

半年之后，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竟成了年级的外语尖子。1978年初，我参加了青岛市举办的高初中学生外语竞赛，我的成绩排列全市第二。

1978年7月20日，我参加了全国高校统考。就在这一天，我们家发生了一件事。

上午，我去参加高考。中午回家吃饭，准备下午接着参考。吃饭的时候，妈妈对我说：“晓武，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时我才发现妈妈神色不对头。

“今天”这个日子?什么日子?我顿生疑惑，正要问妈妈，她已抑制不住开始流泪。那时，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在外地当兵，还有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小姐姐上班去了。我不知道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心里十分慌乱。连忙放下碗筷追问妈妈：“妈，今天这个日子……怎么了?”

妈妈只是哭，不回答我。我想，妈妈原本是想忍着什么，也不让我知道的，怕影响了我的高考成绩，但是由于抑制不住，才对我说了这句话，让我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定是个不吉祥的日子!会不会是爸爸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已经和爸爸失去联系好长时间了。

“文化大革命”后期，我爸爸曾经参加“三支两军”，担任过青岛市革委会的副主任，主任是当时的北海舰队司令马忠全。1977年下半年，我父亲奉命调京，到解放军某研究院担任主要领导职务。没想到刚去不久便卷入到一场政治斗争的漩涡。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是多年以后才知道的。

当时的海军政委×××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力很大，他在海军部队开展了一个“查、整、改”运动，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父亲调去的某研究院，当时归海军管，该院原来的第一把手××不知因为什么被指控为“四人帮”的余党，我父亲去研究院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把他的这位前任批倒批臭。可是父亲去了之后，发现那位老领导不但不是“四人帮”的余党，反而是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有过抵制和斗争。于是我父亲在一次会上公开表态：“我认为××同志是个好同志嘛，他的事情很清楚，与‘四人帮’没有任何关系……”

那位政治局委员对此十分恼火，一声令下，我父亲便失去了自由。罪名自然是莫须有的。

父亲被隔离审查以后，便与我们失去了联系。有人说被关在北京，有人说已押回青岛，我们也搞不清到底人在哪里。我们只能与父亲通信，但通信要通过舰队有关部门转，信的内容也要被他们审查。十封信有八封转不到收信人手中。当时我们全家最关心的就是父亲的处境。

面对泣不成声的妈妈，我自然首先想到是父亲出了事。

经过我再三追问，母亲终于告诉我，父亲得了脑血栓，已处于昏迷状态，正在青岛海军401医院抢救。这个消息还不是官方通知的，是一个好心人写了一封信塞在我们家的门缝里。后来很久了，我们才知道，是一个看守我爸爸的战士，见我爸爸生命垂危，出于同情，在我考试的那天清晨，偷偷送的信。妈妈是从门缝里看到那个小字条的，上面只有一句话：“张政委病危在401。”（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