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猪尾巴”要出国 (一)《我在美国当律师》(5)

“我来钓鱼,躲雨的时候看见你在这里,进来看看。”

那个女军官很紧张地站起来,我以为她想拦我,结果她却三步并作两步跑出门去。我想她一定是去喊人了。

我立刻靠近母亲,把父亲交待的那句话告诉了她。她的情绪一直很激动,一个劲地问我:“你爸怎么样?娃娃(我的小姐姐的乳名)好么?家里没出什么事吧?……”

大约不到一分钟,门外响起一阵咚咚脚步声,男兵女兵来了一大帮,还有一名男军官。

“你怎么进来的?谁告诉你的?”男军官阴着脸问我。

“我是来钓鱼……”我已没有了来时的紧张。

“这里是军事重地,你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不然……”

“我本来也没想在这里呆下去啊!”见到了母亲,完成了传递情报的任务,我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雨停了么?”

“停了。”

“那好,我这就走。”其实我知道那雨早就停了,大概快有半小时了。

我被那男军官带到一辆吉普车旁,他对两个男兵说:“把他送回家!”

我刚一上车,吉普车就像抽疯一样弹了一下,然后猛地向前冲去。

出了东海饭店的大门,司机问我:“住哪儿?”

“宁武关路……”

这时车已开到正阳关路的路口,司机猛地一刹车,车又像抽疯似的跳了一下,停住了。

“下车吧!”司机没好气地说。

我对他的态度感到恼火,但是考虑到车上还有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我没敢把心里的不快表露出来。好汉不吃眼前亏嘛!我在心里骂道:“狗仗人势!狗眼看人低!”

我下车以后,悠然地吹着口哨,心满意足地走回家去。第二天当我把我的历险过程告诉父亲以后,父亲又高兴又自豪,觉得小五很能干,不简单。

我自己也挺自豪的,回想当时的情景,像是当了一回“地下工作者”。

由于父母的所谓政治问题,我对这次高考没抱太大希望。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一人倒楣全家遭殃的事情,当时人们早已见得多了。有好一阵子我整天无所事事,像个游手好闲的“多余的人”。与其说是在等录取通知,不如说是在混日子。

所幸我没有闲得太久,就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我分析,之所以父母的所谓政治问题没有影响到我上大学,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气氛在1978年已经开始改变,知识界、学术界正在萌发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后来扩大到全国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幸运地被山东大学外语系录取,这是我高考时的第一志愿。

我离开青岛去济南上大学的时候,我父母仍在被关押之中。经过一级级申请,我获得了一次与母亲正式见面的机会。那个申请程序比监狱探视还要复杂。不管怎样,我为能见到母亲而高兴。

母亲也为我高兴。她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的希望。”

当时,我困惑不解,也很痛苦。我们兄妹五人,谁也没有能力把父母从软禁中解救出来。我原来曾把解救父母的希望寄托到在外当兵的哥哥姐姐身上。可是他们回家以后,除了找专案组抗议,向上级投寄申诉材料,别无他法。看见穿着军装的哥哥姐姐们坐在一起唉声叹气,手足无措,我心里非常失望(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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