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得信之后，怒气冲冲地闯进401医院，一个病房一个病房地找，竟然找到了我父亲。专案组的人大为吃惊，他们搞不清从哪里走漏了风声。我母亲看到我父亲躺在病床上的样子，非常难过，与专案组的人大吵了一顿。因为惦记着我考试后要回家吃午饭，才匆匆忙忙赶回家来。

得知这些情况，午饭我怎么也吃不下去了。这时，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父母的战友和朋友，他们是因为母亲在医院大吵大闹之后才得知父亲病危的消息的。他们对我母亲说了很多安慰的话，但是我知道，母亲现在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怎么把父亲早些从死亡线上解救出来。然而这些叔叔阿姨们都无能为力。

本来我下午还要去参加第二门课的考试，这时我根本没有一点心思应考，我急于了解父亲在医院里的情况。我想放弃考试，陪母亲去医院看望父亲。母亲抚着我的肩，十分悲伤地对我说：“小五子，你一定要好好考试。我和爸爸现在已经没有什么所求的了，只希望子女给我们争光，为我们争口气!”

我很难过地答应了母亲，含着热泪，进入考场。那一刻，我心里很有一种悲壮之感，顿觉自己长大了。

当天下午，我考完试回来，家里又来了不少父母的战友和朋友，大家都在忿忿不平地骂着，历数“查、整、改”带来的灾害，大家都说我父亲耿直，竟遭这样的灾祸……在这样的条件下，在这样的气氛中，我没有心思复习第二天要考的科目，一夜噩梦不断。我也不知怎么通过了最后两天的考试，自觉竞技状态肯定不佳。聊以自慰的是，我尽力了。考完试，我与家人一起为恢复父亲人身自由而奔走。那时我想，高考已成为过去，能否考中，能否为父母争气，只好听天由命了。为了父亲，我已顾不得那么多了。

我母亲每天都要到北海舰队的机关找有关领导抗议，讲道理。他们辩不过我母亲，又怕“影响不好”，说她严重影响了我父亲对错误的认识，所以他们便把我母亲也软禁起来，关到了一个秘密的地方。

母亲“失踪”以后，家里只剩下我和小姐姐。我们俩都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这一下我们就像塌了天一样六神无主。因此，就更加痛恨那些整我父亲的人，痛恨那个专案组。

一天，来了几个专案组的人，说要搜查什么材料。我和小姐姐一听，立刻火冒三丈，我操起一把斧子，她操起一把菜刀，两人往门口一站，叫道：“你们谁不怕死，来吧!我爸妈要有三长两短，你们谁也活不成!”

那几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没往前挪步，最后，灰溜溜地走了，从此再也没来过。俗话说：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我们当时也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勇气，或许，人被逼到无路可走时，都会是一副不要命的样子。

这时候我父亲的病情已有所好转。医生说已经脱离危险期，我们可以去医院看望他。有一天，我去看他时，他趁看守不注意，悄悄对我说：“告诉你妈，我没有讲×叔叔来咱们家的事情……”

到现在我也搞不清这件事的重要性，但从我父亲当时的神情上看，这件事确是很重要的，如果讲了，×叔叔也会受株连，遭不幸。我父亲不知道专案组的人会问我母亲一些什么事情，但知道专案组善于利用隔离的手段，进行套供、诱供。

为了完成父亲的嘱托，我开始在青岛市的各处寻找母亲。这比我母亲到医院找我父亲要难得多。妈妈那时至少知道父亲在401医院。尽管这医院有几百张病床，但挨着病床一个一个找，总是有希望的。而我现在要找不知在何处的妈妈，真如大海捞针。

我父亲住院期间每天有两个看守不离左右。其中有一个姓曾的战士对我父亲不错，后来才知道给我们家送信的就是他。当时他见我找不到母亲很着急，趁另一个看守的战士上厕所的时候，悄悄向我和父亲暗示：东海饭店有一个弹药库，现在住人了……

我父亲对我说：“可能是那个地方。其它地方不太可能，先查查东海饭店……”父亲对青岛的军事基地比较熟悉，他的判断对我来说有绝对的权威性。

东海饭店是当时北海舰队的第一招待所，那是一幢德国人建的楼房，远看像一艘轮船的上层建筑，坐落在青岛第一海水浴场和第二海水浴场之间伸向海湾的一个小半岛上，像是陆地伸向海里的一个触角，与青岛的鲁迅公园遥遥相望。

东海饭店一般不接待普通百姓，再加上岛内还有弹药库，所以警卫非常森严，没有证件没有一定的身分根本进不去。我们家住在“八大关”，离那儿很近。我经过仔细侦察，发现只有靠第二海水浴场一侧的海滩可以利用。

一天下午，我穿上事先准备好的蓝军裤、白衬衣，提心吊胆地来到海滩。那年我十八岁，这身打扮很像一个海军小战士。（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