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浪漫行动

张晓武自述——

也许是命里注定，我这辈子总是和外国姑娘有斩不断的情缘。我好像格外受外国姑娘的青睐似的，在国内恋了一个法国姑娘，到美国，又有一个美国姑娘走进我的生活，她叫卡萝里，后来她成了我的太太。

当时，我是穷学生，她是富学生。我们必须从意识上越过这段距离，才能走到一起。

卡萝里的母亲是美国人，曾经三次结婚又三次离婚。应该说是个不幸的女人。卡萝里的亲生父亲是丹麦籍核物理学家，是她母亲的第二任丈夫。这些当然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丹麦属于北欧，北欧人的特点是都有一头金发。卡萝里作为丹麦人的后裔，也长了一头漂亮的金发。在我这个东方人的眼里，她的头发无比灿烂辉煌。

第一学期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俩坐在一起，彼此说不上有多少好感，同学之间嘛!彬彬有礼，仅此而已。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是在课堂上见面，放学以后，她便开车回她的公寓楼去了。穷与富的差异，一时使我们难以有共同语言。

她对我产生好感是在她发现我这个黄皮肤“很有才华”之后。

那是第一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老师布置我们写一篇论文，实际上是一篇法庭辩论稿。老师给的是个模棱两可的案例，是法学院专门挑出来的，从这一面辩有道理，从那一面辩也有道理，没有固定的法案来确定这个案子该怎么判，两面都有道理，就看你的辩论发挥得怎么样了。

我在国内读过三年研究生，对写论文可以说驾轻就熟。一边听介绍材料，脑子里马上就有了大概的想法，不用列提纲，下笔就是一二三四……。写论文，我从不憷，而且点子很多。卡萝里在这方面的基础差一些，她觉得这东西不大好写。她很诚恳地让我给她讲讲这方面的要领，我答应了。课堂上讲不方便，我就对她说，“你晚上给我打电话吧!”我把书店的电话号码告诉了她。

书店就在宿舍旁边，我有书店的钥匙，晚上没事我就在里面看书。所以平时我留给别人的电话都是书店的电话。

晚上，卡萝里来的电话，我觉得这是个显示自己才华的好机会，就在电话里和她吹牛：“这不是很容易么?”然后便“一二三四五六”地和她侃起来，说得头头是道。她那边不断地“OK”、“OK”，像是已对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我心里很得意。小伙子在姑娘面前都有一种表现欲，她使我的这种欲望得到了满足，但是我并没指望她会喜欢上我。

她的论文很快写完了，但她却并不想结束刚与我建立起来的电话联系。她觉得和我聊天挺有意思。我呢，也很愿意在枯燥的读书之余，能有个可心的女孩聊聊天儿。因此，从那以后，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通电话，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她的性格比较内向，不愿意多讲自己，大部分时间是在听我说。我们所聊的内容也是海阔天空无所不及，谈我对美国的感受，更多是谈有关中国的事情。她听得很来情绪，而事过之后我们很快就不再记得都聊了些什么。这时候，重要的不是内容，而是聊天的过程本身，不论什么话题，只要在聊，就会两心相悦。

忽然有一天，我发现上课时她的情绪不太好，就在放学后打电话给她，问她：“出什么事了么?”

“没有。”她答。但显然语气很勉强。

“你身体不舒服?”

“没有。”

“我得罪你了?”

“没有。”

“那是为什么?”

她在电话那一端，沉默了。

不管我怎么追问，她就是不说明白。（责任编辑：听雪斋书馆）